杰森·阿戴之死背后：英国教育科系的复杂历史和“例外状态”

教师教育活动与大学之间微妙而奇怪的联系，在剑桥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剑桥本身象征着对于理想大学的想象，当年参加教师培训的学生并不将之视为一种严重的问题，然而还是可以在很多蛛丝马迹中寻找到剑桥大学本身和剑桥区域教师培训机构之间强烈的张力。 1949年以来，剑桥地区在《麦克奈尔报告》的指导下，成立了在组织与财政上独立于剑桥大学的剑桥教育研究院（Cambridg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名称中剑桥指代剑桥区域，而非剑桥大学）负责区域协调、考试和认证。大学教育学部（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和以哈默顿（Homerton）书院为代表的培训学院进行合作，由后者承担大量学生的日常培养工作。 1966年，出于维护其传统的入学资格与学位等级秩序的考量，剑桥担心教育学院学生较弱乃至缺失的中学成绩会降低剑桥学位的标准，并挤占学术履历更优者的入学机会。这种对“标准”的忧虑构成了剑桥大学1966年否决教育学士学位的重要原因[7]。因此，1968—1969学年，哈默顿书院的教师教育课程依靠着一条与伦敦之间的临时通道存在。希望继续攻读学位的学生，只能借助伦敦大学的外部学位（University of London External Degree）。这一主要课程由伦敦方面设计和讲授，哈默顿的教师在剑桥主持研讨，人员乘车往返，讲义被带回学院复制[8]。 这样混乱的安排很快引发了不满。1966年7月12日，前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爵士（Sir Edward Boyle）在下院指出：“一所古老大学”——显然意指剑桥——的做法让自己“无法从任何教育理由上理解。为什么让剑桥地区教育学院的学生转而取得伦敦大学外部学位，会被视为一种可行而正当的解决办法[9]”（I simply cannot see any reason, on educational grounds， why the prospect, which I believe has been mooted, of an external London degree for those at colleges of education in Cambridge should be thought a feasible and proper solution）。博伊尔所反对的是这种安排所体现出的制度矛盾：一方面采用上述方案，另一方面却排除由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CNAA）认证、并在一所一流技术学院开设的教育学学士学位。他直言：“这将是荒谬的。”[10] 1970年9月，在哈默顿书院院长帕斯顿-布朗夫人的游说下，剑桥大学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最终同意开设教育学士项目[11]。而由于哈默顿书院尚不属于剑桥大学正式的“学院”，注册教育学士项目的学生需要先成为纽纳姆学院的学生，并以纽纳姆学院成员的方式进入剑桥大学。长期存在的对于教育学士学力低下的看法在1972年第一批教育学士毕业后得到了修正。1972年的112名毕业生中，尽管只有32%的学生在入学时拥有两门或以上A-level，却有3人取得一等学位、79人取得二等学位[12]。这表明，所谓“标准”并不是对学生实际学术能力的中性衡量，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将特定的学校考试资历与传统大学入学路径预先视为学术能力的保证。对教育学士的拒绝，因而也成为剑桥维护其制度边界、限制教育学院学生进入大学学位体系的一种方式。 即便如此，对于参与教育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和教职工来说，来自剑桥大学的差异对待依然存在。根据大卫·布里吉斯（David Bridges）的回忆，时任大学教育学部（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主任W·A·德·戈各斯·劳埃德（W.A.de.Gorges Lloyd）对于哈默顿的教师是否能够承担大学文凭水平（Degree-level）的教学持轻蔑态度。同样，由于并不是剑桥大学的正式学院，哈默顿的教职工并不享有使用大学图书馆的权利。这里，剑桥大学自身创造的迷宫构成再次上演荒谬剧目。即便哈默顿书院的教职工担任着对注册在纽纳姆学院的、攻读教育学士的学生的教学工作，其自身却并不是大学的正式教职员工，因而不被承认为剑桥大学的正式成员。布里吉斯回忆道，时任哲学教师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曾因身份问题在大学图书馆借书时遭到阻拦，并在一番龃龉后被保安轰出大楼。杰克逊表示，为什么自己的学生能够使用大学图书馆的资源，而自己作为他们的老师，却无法从大学图书馆借书[13]。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表现出所谓大学包容态度的虚伪，并解构着《罗宾斯报告》以来英国高等教育被视为社会民主契约象征的地位。所谓的“罗宾斯原则”，即为所有愿意并且学力达标的学生提供大学学位。但在中世纪以来的根深蒂固的大学传统看来，扩招属于来自国家对于行会自治传统的介入，是需要质疑并规避大学本身学术水平降低风险的政治意志。 剑桥教师教育因此长期处于需要持续证明自身教学质量和研究价值的状态。哈默顿位于剑桥大学之外，需要证明培训学院也可以进行严肃的知识工作；大学内部的教育学部同样没有获得其他学科那种不言自明的地位。布里吉斯回忆，在1990年代讨论机构整合、合并三个不同机构为教育系（Faculty of Education）时，时任科系秘书的肯·爱德华兹担心的未必是哈默顿书院会损害剑桥声誉，反而是大学教育学部自身评价不高，可能成为合并的障碍。时任教育学教授的大卫·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公开批评大量教育研究水平低、公共价值不足。种种来自新成立的教育系内部的矛盾，也加深一种长期印象：教育学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符合大学体系的学术尺度，即便其他学科通常无须以同样方式证明自己为何属于大学[14]。 到了1995—1996年，长期存在的疑问在讨论新的教育研究荣誉学位考试（Education Studies Tripos）时再次被触发。该课程预计每年只招收约五十人，主要在哈默顿授课，却引起了一批大学教师的反对。计算机科学家弗兰克·金（Frank King）将拟议课程讥称为“行人研究荣誉学位考试（pedestrian studies tripos）”——这里的pedestrian同时意指“行人”与“平庸乏味”——并称学生可以在其中思考过马路前为何需要左右张望，暗示教育研究不过是对日常常识的学术化包装[15]。金质疑课程缺少数学和物理科学内容，并警告入学要求较低的哈默顿会成为进入剑桥的“后门[16]”。 教育学部的回应，是课程已经得到大学主要学术机构审查，符合剑桥学士学位所要求的学术严肃性。1996年2月，剑桥大学摄政院（Regent House,是剑桥大学传统上的评议组织）最终以846票对614票同意提升哈默顿书院的机构地位，又以850票对596票通过教育研究荣誉学位考试 （Education Tripos）[17]。票数显示反对意见并非少数人的随口抱怨，近半数的反对比例表明了其时剑桥大学对于本科教育课程的持续的怀疑。即便如此，剑桥大学教育学部与剑桥教育研究院（Cambridge Institute of Education）还是在1997年合并，2001年前后，哈默顿书院的教师教育人员、学生名额、课程和资源也纳入了统一的剑桥大学教育系（Faculty of Education）[18]。 剑桥大学理事会（Council）和总务委员会（General Board）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整合，教育学科才能形成取得教学与研究成功所必需的活动规模，并达到“与剑桥相称的标准（Standards appropriate to Cambridge）”[19]。这样的对标语言证明，即便教师教育和教育研究在跨越半个世纪后，最终达成了阶段性目的，教育系的标准依然是要持续被审视、被考核的。换言之，在剑桥大学本身的评价体系里，教育系的地位取决于其本身的“表现”是否符合一种被其他科系所定义的“大学标准”。 然而，这样的地位并不意味着研究本身质量会降低。例如：2017年，黛安·雷耶（Diane Reay）的著作《误人子弟：不平等，教育与工人阶级》[20]，引起了英国教育媒体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该书沿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理论路径，系统揭示了英国教育制度持续再生产阶级不平等的机制，在翌年获得工人阶级研究协会（Working Class Studies Association）的Jake Ryan奖项[21]；教育史学家凯瑟琳·伯克（Catherine Burke）教授，在2010年前后进行了对英国二战后中小学建筑的全面研究，在教育史与建筑史的交叉领域中开启了教育史研究中的“空间转向”。其对于女性建筑师玛丽·麦德（Mary Medd）的思想和工作研究则弥补了二战后女性建筑师研究的相对短板[22]。 然而，曾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成为近年来剑桥大学教育系人事混乱的遮羞布。在我2022年就读硕士期间，导师因大学政策原因退休，而系主任一职在半年内持续变更，直到秋季才由希拉里·克雷明博士接手。究其原因，恐怕很难与剑桥大学本身行政管理的僵化、行政事务的棘手和较低的工资待遇脱离关系。 作为例外状态的教育科系与阿戴的赤裸生命 在剑桥大学制度政治和剑桥市内布局的双重层面，剑桥大学教育系都呈现出一种“例外状态”的境况。与姆贝姆贝化用吉奥乔·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探讨殖民统治与军事占领不同[23]，剑桥地区的教师培训机构一方面处在大学所规定的学术、考试与资格标准之中，另一方面却长期未能获得剑桥大学的成员资格、授予学位的能力和资源配置上的平等地位。剑桥大学保留了对于“何种知识属于大学”、“哪些学生应当被授予剑桥大学学位”、“哪些教工可以被承认为大学教员”的解释权力。教师教育同时被纳于高等教育的监督与管辖之下，却被当作偏离大学一般体制的特殊对象而加以治理。这一被体系监管，却又没有足够匹配权利的地位，在结构上恰恰符合阿甘本、姆贝姆贝等哲学家所分析的“例外状态”。 剑桥大学的案例所展示出的英国学术体制内部对于教育学与教育科系的排斥，以及其导向的对于教育科系的边缘化，在阿戴教授事件发生后对其研究领域和知识生产的正当性的质疑中重新发酵。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科系与阿戴的命运处于一种相似的例外状态。什么样的知识属于大学和高等教育，这一知识社会学命题存在于英国教育科系复杂的机构历史背后。 在阿戴事件发生后，同样的问题从对知识和相应学科的判断转移到了个人身上。在抄袭与作假的指控由根特大学研究员奈森·考夫纳斯（Nathan Cofnas）[24]发出并产生舆论发酵后，对其论文、资历和教学的质疑便蜂拥而至。在UnHerd上一篇署名菲奥娜·布朗（Fiona Brown，应为化名），题为《杰森·阿戴曾是我的老师，而我学到了……》[25]的文章中，这位声称曾在2018学年秋季学期上过阿戴的“青年参与与身份认同”选修课的作者列举了阿戴在课上使用的流行音乐的歌词和流行电影，认为阿戴并没有为其在教学中论述的“碧昂斯的形象被白人男性性化”观点提供足够的证据，还表示阿戴在判课程论文时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持。 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City St George's, University of London）音乐、文化与社会学教授伊安·佩斯（Ian Pace）在《批评家》（The Critic）杂志撰文表示，阿戴的个人专著《潮酷不列颠与多族裔英国》（Cool Britannia and Multi-Ethnic Britain）集中于作者个人对于英国流行音乐的看法和个人回忆。佩斯认为，作为一部看起来是社会学性质的著作，阿戴的专著仅凭“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这一仍具有争议的方法来避开其经历的代表性，于学术分析而言是不够严谨的[26]。 也就是说，阿戴在课堂和著作中使用歌词、电影、流行音乐与个人经验，被视为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不严谨”和学术标准下降的症候。但事实上，使用流行文化元素作为课堂引入，不仅是英国大学研讨课中的常见操作，也是教工培训与考核中时常被认可的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做法。 而在对阿戴的指控中，如考夫纳斯一般对其著作逐字逐句进行批判和寻找“抄袭来源”，本身就逾越了常规同行评审的惯例。在找到阿戴抄袭的“实锤”后，这样的审视和监察却可以用“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占据道德高地，用“客观性”伪装其自身的议程和主张。在这里，学术知识的“严谨性”成为一种必须被保卫的纯洁个体，而知识之外的权力运作则隐去了自身。 当大学以“严谨性”来作为一种定义知识的方式，“严谨性”就被塑造为一种去历史化的、无主体的、拥有不言自明权威的标准。然而，所谓的严谨知识始终由具体的学科、教育部门、研究经费和专业群体而定义，其本身依然是一种伦理化、规训化的构建。剑桥教育系长期所面临的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知识论等级秩序。正如阿戴本人，即便其早在几年前便获得剑桥大学教授席位，其成员资格依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遭到审查和撤销的境况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科系与阿戴处在一种相似的制度性例外状态中：二者都在某个时刻被纳入了高等教育秩序，却处在时刻可被“追溯性撤销”的境况下。教育系必须不断证明教育研究是真正的学术知识，而阿戴则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学者。 在争议发生后，公共舆论并不满足在学术层面取消阿戴著作的正当性，还不断地追问为何阿戴能够坐上剑桥大学的教授席位，用以佐证大学任命制度和教育学科的失灵，全然不顾这已然是整个剑桥在地理上和学术等级上都最偏远科系的教授席位。这正如政治哲学家们所警告的，被所属机构拒斥、政治权利不够完全的人，呈现出脆弱的“赤裸生命”状态，生死系于主权的意志。而如果深入追问这一主权实体，我们不难发现成见与敌意。 在这个意义上，阿戴之死暴露了英国专业社会的脆弱性。英国政治日益为一种更加残酷，甚至更为原始的政治形式所支配。这是一种有关纳入与排除的政治：它唯一关心的，是裁定谁属于、谁不属于英国的政治共同体——亦即洛克所谓的Commonwealth[27]。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人的生命似乎都被还原为“赤裸生命”，始终暴露于突如其来、无法预见的排斥与暴力的可能性之下。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场纪念哈罗德·威尔逊“科技革命的白热”演说六十周年的研讨会。会上有发言者指出，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中，高等教育政策通常处于从属地位，往往成为工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次要附属。事实或许确实如此：高等教育和一般教育政策在优先次序上显然无法与秋季预算案之类的议程相抗衡。然而，教育所投射的是未来。它具有当代“补丁式政治（sticking-plaster politics）”中罕见的一种品质：它提供了思考未来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将呈现何种面貌的机会。正是在这里，教育提供了一种逃离姆贝姆贝意义上“死亡政治”的陷阱的可能性。然而，只要教育领域的例外状态尚未终结，只要它仍需不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一种“操演性的恐怖[28]”（terror of performativity）便将继续笼罩整个领域，更多的悲剧也会随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