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国运：一片树叶里的大国博弈|| 大视野

中国有几亿人喝茶，全世界有数以十亿计的人喝茶。茶起于中国，由药入饮，传至世界，是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重要载体之一。最近，我和著名经济学家、《茶与咖啡：杯中的全球贸易与资本博弈》一书主要作者之一魏尚进教授做了一次对谈。他1986年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本科毕业时，我进入新闻系就读。80年代的复旦校园，充满了思......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原文标题：《茶与国运：一片树叶里的大国博弈 || 大视野》中国有几亿人喝茶，全世界有数以十亿计的人喝茶。茶起于中国，由药入饮，传至世界，是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重要载体之一。最近，我和著名经济学家、《茶与咖啡：杯中的全球贸易与资本博弈》一书主要作者之一魏尚进教授做了一次对谈。他1986年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本科毕业时，我进入新闻系就读。80年代的复旦校园，充满了思想启蒙、心系天下的气息，深刻影响了我们那代人。从茶和咖啡的历史，魏教授看到了大国财富的流转和全球贸易的经纬。我则萌生了把茶作为国运载体的一些思考。为什么茶与国运相关？中美两个大国的历史，都和茶有关。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的导火索是1773年12月16日晚上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342箱被倒掉的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北美殖民地出口的，而茶的原产地则是中国。1773年英国出台了《茶税法》，北美殖民地进口茶叶，每磅（0.454千克）要缴纳3便士关税。同时，英国政府批准东印度公司将茶叶运到北美时，可以不经殖民地的进口商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卖给零售商。其好处是零售价可以更便宜，茶叶卖得更多，殖民地人民更愿意购买，这就变相坐实了“英国议会有权进行茶税的征收”。这一做法触怒了当时一直通过走私荷兰茶叶牟利的中间商们，荷兰茶叶也来自中国。这些中间商以“无代表不纳税”为口号，鼓动一些波士顿群众装扮成印第安人，趁夜色上船，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倒入海中。作为回应，英国1774年通过了《强制法案》，采取了关闭波士顿港、改组马萨诸塞政府等措施。这激起北美殖民地的联合反抗，促成了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召开。会上决定，全殖民地统一对英实施经济抵制。英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无法化解，1775年4月19日莱克星顿一声枪响，独立战争爆发。一场商业争端，演化成一场主权抗争。倒进海里的“中国茶”，则是北美殖民地反抗宗主国征税的源头。茶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茶主导全球茶叶贸易长达两三百年，茶叶长期是中国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18世纪8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约1500万磅，1839年飙升至4000多万磅。英国对中国茶的严重依赖，导致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因此想到将鸦片作为“特殊商品”输入中国。1773年，英国授予东印度公司鸦片专卖权，在印度种植罂粟，低价收购后制成鸦片，再高价拍卖给鸦片贩子，运往中国，渐渐成势。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市场。同一片茶叶，在大洋彼岸推动了美国独立，中国则一步步演化成半殖民地社会。决定国运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谁有更强的权力，就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英国-美国，英国-中国，茶就这样改变了世界历史。“以土抵洋”的荒唐史19世纪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短期内使白银从中国流向英国，但并未真正解决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以“男耕女织”为特征，农民自己生产基本生活物资，对外部商品依赖度极低，导致英国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也极低。1830年，英国棉纺织业产量占世界棉纺织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英国国内市场只能消化20%多一点，欧洲大陆市场又受限于拿破仑战争后的保护主义政策，所以迫切希望突破亚洲市场。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被英国资本家认为是“能让英国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百年”的理想市场。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仅开放广州一口通商，并通过十三行对贸易进行严格管控），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顽强抵抗力，使英国商品始终无法大规模进入，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清政府的这种“市场准入障碍”被英国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壁垒”，英国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打破清政府对贸易的管控，让中国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如中国生丝是英国丝绸的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地。而中国在英国的鸦片冲击下，白银外流，银价暴涨，直接冲击了“银钱并行”的制度，也不堪其苦。当时中国的农民、手工业者出售产品获得铜钱，缴纳赋税，兑换为白银后，实际负担大增，这引发了农业生产萎缩、手工业破产。林则徐销烟，就是想强行阻断鸦片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则认为，这是对“自由贸易”“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在1840年和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均遭惨败后，清政府对鸦片从严禁转为逐步放开限制，推行“以土抵洋”，试图通过发展本土鸦片来抵制外国鸦片输入，以阻止白银的外流。在政策转向后，中国各省农户纷纷种植罂粟，不少传统茶区的茶园也改种罂粟。大量农民因吸食鸦片，体力衰退，耕作懈怠，导致农业生产下降。罂粟生长要消耗大量土地肥力，又将种植茶树的根基严重破坏。这段恶性循环的荒唐史，今天想来，都令人感到无奈和凄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指出，19世纪60年代前中国鸦片进口增加，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国产鸦片产量迅速提高、进口量趋缓，19世纪中国吸食鸦片人数惊人，到19世纪末甚至还有鸦片出口。无论是在茶叶贸易战中“完败”，还是在鸦片贸易战中“完胜”，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引发了全面危机。1906年，中国鸦片的种植面积达1871万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市场上“土烟”的产量竟是“洋烟”进口量的11倍，英、美等国商人在华的鸦片贸易逐渐无利可图。直到1919年，中国才全面停止鸦片进口并禁止本土鸦片的生产销售。谁偷走了中国茶？仲伟民所说的中国在茶叶贸易战中“完败”，是指中国茶叶贸易的由盛而衰。这一盛衰的分水岭，是19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而危机则在更早时埋下。1886年，中国茶叶年产量为25万吨，出口13.41万吨，占全球茶叶贸易份额的80%，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2%。（注1）1888年，伦敦市场印度茶的进口量首次超过中国茶。1900年，中国茶的出口量占全球茶叶贸易量的30%左右，1910年后跌破20%，作为世界茶叶大国的地位丧失。中国茶的沦落和印度茶、锡兰茶（今斯里兰卡）、爪哇茶（今印尼）的崛起，是一段苦涩而复杂的历史。《茶与咖啡》认为，有四重外部力量与当时中国内部的多重失能相互共振，构成了茶叶“去中国化”的全过程。这四重外部力量是：技术窃取打破了知识垄断，殖民种植园重构了生产体系，贸易霸权掌控了市场规则，宣传方式塑造了舆论认知。中国茶有独特的技艺，从种植、采摘到晒青、炒青、揉捻、发酵，每道关键技艺都为自己独有。中国茶风靡英国时，由于人们只见过茶叶没有见过茶树，所以英国学界乃至整个欧洲学界都在争论，红茶与白茶究竟源自同一种植物，还是分属不同物种。他们不知道，所有茶叶均源自同一种植物，不同品类的茶叶主要是加工工艺的差异。对英国来说，中国茶是一种让他们上瘾离不开，而又不懂其奥秘的“卡脖子”商品，英国商品要在中国倾销又不容易，他们最后的选择就是“去中国化”，即盗取中国茶种与制茶技术、在殖民地实现茶叶自产，摆脱中国。为此，英国议会专门成立了茶叶委员会，专项拨付经费，制定周密计划。印度东印度公司具体执行，印度殖民政府全力配合，英国皇家植物园、皇家园艺学会等则派出植物学家提供专业支持，研发能让茶苗经过跨洋运输还能存活的设备，负责茶种的驯化与种植指导。英国在华使领馆、洋行则是植物学家们的后勤据点。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成了英国的“英雄”。这位盗茶者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任务，于1839～1860年间，四次来到中国。他操着流利的中文，剃发留辫，穿中式服装，化名“兴汉”，假扮成中国商人，沿上海、杭州、徽州、武夷山路线，突破清政府的禁令，深入到武夷山、黄山等核心产茶区，近距离观察茶叶作坊，详细记录了杀青、揉捻、发酵、干燥的全套工艺流程，手绘了关键制茶工具与工序细节，首次真切洞悉了中国制茶的神秘技艺。在黄山、武夷山等核心产茶区，福琼精心挑选和盗取了1.3万株茶树幼苗与1万颗包括正山小种、龙井等核心品种在内的茶树种子，以高薪挖走了8名经验丰富的中国制茶技工，并运用先进的便携式玻璃温室“沃德箱”（注：一种在有日照且无水情况下植物能存活的密封透明玻璃装置），将它们隐蔽运到了印度。据说，时任伦敦某植物园园长的福琼，最初接到政府让他到中国获取茶籽、茶树苗以及制茶工艺的任务时，他是拒绝的，说自己是植物学家，不应潜入他国行窃。但在政府将其薪资提升五倍后，他答应了。东印度公司则承诺，只要他能将东西带出，无论运到哪里，都可为其提供免费运输支持。英国曾尝试本土种茶，但气候不宜。福琼的茶种、茶苗运抵印度后，英国迅速在阿萨姆邦、大吉岭等地区建立茶叶种植园，对中国茶种进行大规模移植与培育，同时利用中国茶种与当地茶种进行杂交选育，培育出适应印度环境且具有独特风味的新品种。仅仅3年后，阿萨姆地区就成功产出了首批红茶，中国茶叶的全球垄断地位被打破。福琼带出的中国制茶技工，向印度当地工人传授了全套制茶技术。1867年，詹姆斯·金门德发明了茶叶揉捻机，随后烘焙、筛分等机械设备陆续问世，制茶的效率提升了数十倍。印度采用大规模种植园模式，由英国公司统一管理，生产的茶叶可直接出口英国，省去所有中间环节，价格大幅降低。1876年，印度茶在英国市场每磅售价1先令5便士，10年后降至9.5便士，降幅超40%，品质却被评价为“印度茶一分抵中国茶三分”。1868年，英国市场上中国茶占比为93%，印度茶为7%。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茶在英国的占比暴跌至11%，印度茶成为绝对主流。不只是外人偷那么简单福琼偷走了中国茶，若放在今天，大致相当于“跨国商业窃密+核心技术团队策反”，不仅拿走了“配方”，还带走了会做菜的“厨师”。魏尚进说，区别在于，今天世界上有专利保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国际仲裁等，虽然执行不完美，但至少有“讲理的地方”。而19世纪还没有这类工具，中国甚至连“这是侵权”的概念都没有建立。更根本的问题还是国力之差。清政府既没有海外情报获取能力和司法追索能力，也没有对等反制的工业实力，即便发现中国茶被盗，也只能“打不还手”。在魏尚进看来，19世纪中后期印度茶、锡兰茶、爪哇茶的“去中国化”，几乎是同一套打法，而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围猎”，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信息滞后。中国茶商依赖口传心授的经验，而对手已经用电报在传递市场数据，用显微镜分析茶叶的细胞结构，这是认知工具的代差；二是治理分散。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治理体系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产业情报和应对机制，甚至地方官员之间都缺乏协调；三是路径依赖。清政府“以茶制夷”的朝贡思维根深蒂固，习惯性认为“洋人离不开茶”，缺乏危机感，直到市场份额断崖式下跌才如梦初醒。《茶与咖啡》将“内部失能”视为“去中国化”的催化剂。例如，五口通商后茶叶成为各级政府搜刮的重点对象，多重税负层层叠加，彻底摧毁了茶产业的利润空间。在税负压力下，茶商要么被迫提高售价，丧失市场竞争力，要么只能降低成本以求生存，而后者直接导致了茶叶品质的崩坏。又如，晚清地方监管体系形同虚设，茶叶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链条均处于失序状态。小农分散种植缺乏统一标准，政府既无技术指导也无质量监管，茶农为追求产量随意扩大种植面积，导致土地退化、茶质下降。再如，中国茶产业长期以“小农户分散种植+家庭手工制茶”为主要模式，与西方殖民种植园的规模化、工业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茶农长期采用种子繁殖，品种退化严重，也缺乏系统的选育改良，而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专门的茶叶试验站，将中国茶种与阿萨姆野生茶种杂交，培育出适应性更强、品质更优的新品种。这种技术代差使得中国茶在品质竞争中逐渐落败。仲伟民在《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中指出，19世纪有两种全球化商品在产地上大换位，即印度茶叶战胜了中国茶叶，中国鸦片战胜了印度鸦片。在茶叶与鸦片的贸易中，清政府的税收颠倒政策导致茶叶减产、鸦片泛滥，“中国在具有广阔前途的茶叶市场上成为竞争失败者，而在危及人体健康、国家前途命运的鸦片市场上大获全胜，为民族和国家之不幸，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看客和牺牲品”。中国茶为何败给印度茶？仲伟民指出，印度茶虽然兴起较晚，但大规模茶园生产，经营资本雄厚，采取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有条件对茶叶生产的各道工序进行科学实验，不断改良。而华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因此“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注2）市场这只手对中国茶农来说是无形的，对英国人却是有形的，因为他们为了彻底解决茶叶供应的问题，已经有目的地努力了几十年，而这几十年，中国并未意识到茶叶市场将要出现的窘况。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茶叶产区虽然还在扩大，产量提高，但很少规模生产，经营方法一如既往。仲伟民认为，中国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品质不稳定，质量不保证；二是以次充好，假货充斥；三是茶叶后期加工水平低，缺乏市场竞争力。他从各个环节对中印茶叶进行了比较。以第一个方面为例。在剪枝环节，成树采摘十年应该更新，否则过老的茶树影响质量。在茶叶的盛产期，印度阿萨姆茶园采用科学方法精心剪枝，及时更新。中国茶农则不注重修剪，只要茶树还在发芽长叶，就一直采下去。有的茶农也认识到剪枝会使茶叶质量得到改善，但因剪枝会减少产量，所以更愿意顾及眼前利益。在采摘环节，茶叶长到两三个绿叶时采摘最好，而且必须在3～5天内采摘完毕，超过时间越久，质量越低。为保证品质一致性，每次应选摘老嫩相当的叶子，不能让老叶混入嫩叶。阿萨姆茶园规定采茶工清晨入园，采至11点钟，每人只采20磅同一等级的原茶，随即加工，每次采摘后须经两周才能再采，这样每年可以采摘16轮。中国是一家一户的小茶园，基本依靠家庭成员采摘，无法做到统一，时间参差不齐，老嫩齐采，不分等级。由于雇工工价高，茶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雇工采摘，他们通常延长采摘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延迟10天采摘，产量可提高1%，但茶价却下降35%。中国茶农一般每年采摘3到4茬，在质量上无法同阿萨姆茶园相比。在青茶采摘后的加工环节，每次采摘后应该马上晾晒和加工，否则茶叶的化学成分会发生变化。中国茶农采摘的第一茬茶叶数量最多，大多来不及及时加工，一般要停放几天或数十天，使原本上等的好茶变成次品。由于采摘时不科学或茶商将各地不同的茶叶混放在一起，导致加工后的茶叶品质较低。而阿萨姆茶园尽管每年采摘多达16次，但每次都能及时和很好地加工。在运输环节，阿萨姆茶园采用现代化运输手段，成本既低，质量也有保证。中国茶农多采取最原始的肩挑背扛方式，把茶叶运到市场上，风吹日晒，加上拖延的时间长，以致未经烘烤的茶叶迅速凋萎，质量下降。种种原因，使得和印度茶叶相比，作为“鼻祖”的中国茶叶反而渐渐够不上伦敦的标准。英国人说，“购买这种茶，不过是因为它比印度同等品质茶叶的价格要低25%左右。这些次等的便宜茶，完全是用来与印度茶叶掺和的，利用其低价来扯低印度茶的较高价格；同时利用其淡味，以减轻印度茶的强烈气味”。他们还多次发出“预料中国茶叶如果继续粗制滥造，其出口将趋于停顿”的警告。当时英国驻中国领事在商业报告中还从市场需求角度做了比较。印度茶的种植与制造有欧洲技师的监督，每年的茶叶收获量在事前能有精确的估计，以指导购茶者准备购买。而中国茶叶的种植、制造和出售，都出于本地茶农之手，他们墨守长久相传的、刻板的制茶方法，一点也不知道外国消费者经常变化的嗜好。任何季节可能提供的出售量，也只能从买办等不确实的报告中，粗略地加以揣度。因此中国市场上的购茶者，不得不经常在黑暗中进行工作，因为不知道茶叶收获的情况，对茶叶的供应能否满足需要，或超过需要何种程度，常常毫无所知。当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加工完全处在自发和无序状态，如果没有竞争者，尚能继续维持优势，一旦有竞争者出现，就会成为牺牲品、失败者。最后，被英国殖民者窃取的中国茶工制茶技艺，经过印度本土化改良后，后来居上，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茶业的现代化。寻求复兴从主导全球茶叶贸易到失去优势，沦为二流茶叶出口国，中国茶的厄运与悲剧，令人痛心。中国现代茶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有“当代茶圣”之称的吴觉农（1897—1989年），1919年官费留学日本，是中国第一位赴国外攻读茶叶专业的学生。他目睹日本以科学方法经营茶业的成效，回国致力于中国茶的复兴。在他看来，华茶之病，病在制度与观念。一是缺乏机械化，全凭手工，沿用旧法，有些地方“数以千年来用脚揉茶”，既不卫生，又难保品质。而印度、锡兰的茶园里，机器采摘、机器揉捻、标准化烘焙已成常态。二是品质标准缺失。出口长期没有统一的品质检验制度，优劣混杂，良莠不齐。三是没有品牌意识。中国茶叶虽有龙井、碧螺、祁红、铁观音等名品，但出口时均以散茶形式经洋行之手转销，没有统一的品牌标识，更无国际营销意识。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觉农与胡浩川合著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提出了复兴中国茶业的四大途径：划定区域详查内容；国家实施统制的政策；茶业研究机关及技术设施；组织茶农与培养专才。“若能‘取他国之长，补我之短’，积极推进，锐意改革，则我华茶命运自必有复兴之一日。”“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会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这是吴觉农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呼喊。他也为“茶叶救国”奋斗了一辈子。他们那代人的杰出代表，还有冯绍裘、胡浩川、王泽农、陈椽、蒋芸生、方翰周、李联标、庄晚芳、张天福等等。他们深感华茶危机之痛，也从印度茶的崛起中看到，中华茶文明的出路，不是靠延续历史就能维持，必须在科学、机械、教育、制度等多维度上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他们开创的事业，也是中国茶现代转型的起点。中国茶的真正复兴，还需时日，有待新一代茶人的努力和创新，重塑中国茶的国际竞争力，重构全球茶文化的叙事。有中国的伟大复兴，中国茶的复兴，当不会遥远。也许用不了几年，印度会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这三大经济体的历史，都关联着茶的故事，英国是他们之间的连接者，无论是用贸易、武力，还是偷和移植、改良的方式。仲伟民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中国本来应该有机会借茶叶出口实现农业的大改造，而借助于茶叶加工又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但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茶叶出口一蹶不振并不简单的是茶叶本身的问题。茶叶出口危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中国社会的危机。”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但重温历史，对今天也永远不是多余。——·END·——No.7076原创首发文章｜作者秦朔注1：《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仲伟民，三联书店；注2：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ter，T.Roger）对中国茶叶的评价参考资料《茶与咖啡——杯中的全球贸易与资本博弈》，魏尚进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仲伟民，学术月刊，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