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丨既需要，又疑虑：印度重新思考如何与中国相处

“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等为中印提供了共享的平台。”他说，“无论中国还是印度也都需要一个团结的金砖，在面对美西方时，能够有更多博弈的筹码。” 印度外交近年来在不同方向同时展开：它继续发展同美国、日本、欧洲等方面的关系，加入美日印澳（QUAD）四边合作，也继续参与金砖、上合组织等机制。印度政策界经常以“战略自主”等概念解释这种外交实践。新德里希望扩大自身的大国影响力，并尽可能为自身保留较大的外交回旋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伯杰把印度和中国连续主办金砖峰会称为一个难得的“两年窗口”，“两次峰会不应该被看成两个互相独立的会议，而可以看成一个连续的两年合作窗口。” “中印作为连续两年的轮值主席国，应该加强政策的连续性，而不是进行竞争。”如果印度和中国能够把两年的主席国任期衔接起来，并通过金砖建立一些能够延续下去的长期合作项目，狄伯杰认为，这不仅能够推动金砖合作，也可能逐步为中印之间积累制度性互信。 他特别提到贸易、投资、数字支付、基础设施、科技、绿色发展、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两国可以利用金砖机制推动跨境支付合作，扩大本币结算，提高贸易和金融合作的便利程度。” 就在峰会举行前，这一建议与金砖内部正在推进的议程出现了直接呼应。9月11日，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提出，要加强成员间协调，推动支付系统互操作性，并促进更快速、低成本、安全和包容的跨境支付。印度还在推动关于央行数字货币互联的讨论。 中国商品已经进入印度家庭，两个社会却仍有距离 相比外交和经贸关系，另一个层面的恢复显然慢得多。那就是两个社会之间的感知。 阿西对此有非常直接的感受。今年，因为印度主办金砖峰会，他参与了不少相关会议。中印交流增加，也给他带来了更多中文翻译工作。 “但跟疫情前相比，现在两国间的交流还是远远不够。”他的这句话，与此前那句“中国已经深度进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反差。 中国商品进入印度社会的速度，远远超过两个社会真正了解彼此的速度。很多印度人每天可能都在使用来自中国的手机、电器和其他产品，但他们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却仍可能主要来自印度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而如今现实情况是，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的记者屈指可数。 阿西说：“正常情况下，印度人非常欢迎中国人，然而，当边界发生摩擦时，印度新闻报道中国的不足之处，中国报道印度的不足之处，老百姓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艾伦的经历提供了另外一个样本。2022年前后，他曾经获得到广东学习的机会，但家人没有同意。“我妈妈一直看到媒体上说中国不安全，所以担心我来中国会有危险，不让我来。” 2023年，艾伦和姐姐亲自来到中国。此前的安全疑虑逐渐缓解。2024年，他又前往浙江一所高校学习中文，如今准备在中国从事自己的外贸业务。 艾伦说，他身边不少人对中国的认识同样主要来自媒体和社交平台。 “但媒体和很多网红都很喜欢传播负面消息，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而两国很多人对于对方国家的认知，恰恰是由舆论或媒体塑造的。” 政府间关系可以在两三年中明显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感知却不会以同样的速度变化。 狄伯杰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印之间的“信息赤字”和“认知赤字”。 “过去几年人员往来减少、记者交流受限，使双方普通民众越来越依赖二手甚至第三方信息来认识对方，形成了明显的‘信息赤字’和‘认知赤字’。今天中印民众之间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没有兴趣’，而是接触机会减少以后，刻板印象越来越容易取代亲身经验。” 因此，在他看来，下一阶段中印关系真正需要恢复的，不只是政府之间的机制。“中印关系不能永远只靠领导人见面来维持。”“如果普通人、学生、商人、学者、游客之间重新建立联系，两国关系才会有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 阿西则说得更加干脆，“百闻不如一见。”他甚至做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设想：如果未来有100万、200万印度人去中国旅游，也有100万、200万中国人来到印度旅游，两国民间情绪可能发生非常快的变化。 中国领导人此次时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节点。政治、经贸与社会感知的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客观需要与主观疑虑相互重叠，这正是理解今天印度对华政策最重要的背景。 狄伯杰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双方能不能把“领导人之间的共识”，一步一步变成下面的机制和普通人的实际交流。 “如果边境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热线和军事沟通机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同时贸易、投资、旅游、朝圣、教育和人员往来继续恢复，那么我认为中印关系是有可能从现在的‘谨慎缓和’逐渐走向一种有分歧、但能够稳定相处的长期关系。” 狄伯杰说，真正的稳定，并不是“彼此完全相信”，而是在还没有完全建立互信的时候，仍然能够做到“不轻易误判、不轻易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