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反腐“风暴”再起：半月内9位金融高管落马，证监会原副主席一审无期

　　2026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等重点领域腐败”，金融领域被列在七大重点领域的首位。早在2023年，中纪委网站曾发文强调要“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严肃查处“弃守监管职责沦为金融风险制造者”等问题。 　　对证监系统而言，这意味着不仅要查处个案，更要从制度层面重建廉洁从业的内控体系。王建军案的特殊性，在于其落马前的位置。在证监会副主席任上被查，意味着资本市场监管核心权力地带出现了“灯下黑”。 　　从履历来看，王建军在证监系统工作近28年，担任过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综合处处长、云南证监局副局长、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证监会办公厅主任等职，2016年调任深交所总经理，2020年升任深交所理事长，2021年重返证监会任副主席。 　　他在发行部和市场监管部的长期任职经历，使其掌握的上市审核与市场秩序裁量权成为被“围猎”的焦点。法院认定的受贿行为，正是发生在其担任云南证监局副局长及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等职务期间，路径精准指向“公司上市、企业融资”这一资本市场的核心利益环节。 　　从接受审查到一审宣判，历时不足一年半。2025年4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其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同年5月，国务院免去其证监会副主席职务；同年11月，王建军被“双开”。 　　证监系统的反腐并未止步于王建军。2026年7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方星海此前长期分管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其被查标志着证监系统反腐从发行审批领域延伸至更广泛的监管职能层面。 　　派驻地方的证监局同样被关注。2026年5月，河南证监局原副局长楚天慧被“双开”。通报指其“弃守监管职责，利用职务便利及职务影响力，在公司监管、稽查执法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措辞极为严厉。此外，湖北证监局原局长王广幼于3月被查，证监系统“关键少数”的密集落马，显示出监管者被“腐蚀”的风险已成为治理重点。 　　券商领域的反腐同样不容忽视。2026年9月11日，中银国际证券资深客户经理王卫被查，同日被公司解聘职务。 　　王卫深耕中国银行多年，2017年12月加入中银证券，曾任财富管理部总经理等职。据中银证券2025年年报，王卫作为资深客户经理出现在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中，当年税前薪酬总额达118.68万元。 　　国有大行：权力集中领域的深层整治 　　金融反腐的第二条主线，指向监管机构与国有大行高管层。两者之间存在“旋转门”风险，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使得这一领域的腐败往往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更大的破坏力。 　　国有大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自建设银行。2026年1月21日，建设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章更生一审获刑18年。章更生案同时构成受贿罪与违法发放贷款罪，揭示了国有大行高管层“审批权变现”的双重路径：一面收受利益，一面违规放贷，金融风险与廉洁风险深度交织。 　　工商银行系统的问题同样频繁。今年3月，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被开除党籍；9月1日，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安全保卫部原总经理张厚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9月8日，工银理财原监事长许海一审获刑10年6个月。理财子公司高管被查，说明反腐正向银行体系内新兴业务板块延伸。 　　交通银行方面，9月8日，交通银行总务部副总经理钱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交通银行官方通报被查的中层干部（不包括总行高管层及分行班子成员）共计8人，涉及总行部门、子公司和多个省市分支机构。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系统成为国有大行反腐的焦点。9月9日，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喜文被查。仅两天后，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春林也被通报接受审查调查。 　　再往前看，2026年8月，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沙龙云被查；6月，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原副行长许树宝被查。从省分行“一把手”到副行长，农行系统的反腐呈现出“层层穿透”的态势。 　　金融监管领域的反腐力度同样在加强。2026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专题文章指出，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原因在于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不够健全、权力边界不够清晰、制度执行不够严格。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推动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不断提升重点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今年以来，金融监管领域接连曝出重磅案件。3月1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集中通报，金融监管总局机构恢复与处置司原一级巡视员刘炜被严肃查处。3月24日，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八大以来金融领域反腐成为常态，对持续不断的腐败行为、特别是系统性集团式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国有大行除了一般商业银行的商业属性外，还兼具潜在的行政属性，具有更多权力优势，腐败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股份行、城农商行：反腐向基层延伸 　　金融反腐的下沉路径，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层面更为复杂。这里的问题往往不是单一的受贿行为，而是与区域经济生态、地方治理结构深度咬合的系统性风险。 　　股份制银行方面，9月11日，招商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施顺华被查。施顺华是近年来股份制银行落马高管中级别较高的一位，其案件也引发市场对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再度审视。 　　城商行领域的反腐力度同样在加大，中原银行成为这一轮反腐中最具标本意义的案例。该行前两任董事长悉数落马，第三任董事长郭浩于2026年4月以“工作调动”为由辞任，5月被免职。 　　农商行和农信系统的情况更为分散，但涉案人数众多，违规形态也更为多样。2026年1月，亳州药都农商行董事长王锋在任上被查。5月，安徽砀山农商银行行长李洋被查。8月，安徽潜山农商银行痘姆支行原行长余本江被查。 　　2026年7月31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强调，加强对金融机构“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严格落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有关要求，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严肃查处“靠金融吃金融”“靠监管吃监管”、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等问题。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严惩违法违规行为配合终身问责机制，将对金融业生态产生净化效应。过去，违规者可能通过跳槽规避处罚，当前严把董事和高管准入关口，从业者如果严重违规可能导致职业生涯终结，形成更强大的威慑力，倒逼从业者将职业声誉置于首位。 　　“这种制度性拦截将从源头上阻断有严重‘前科’的人员在机构间流窜，防止风险随人迁徙，有效遏制‘劣币驱逐良币’，长期看将全面提升从业队伍道德水准。”董希淼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