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在史料断点处下场，导演郑大圣这么拍《密档》

澎湃新闻：中央文库的全部档案原件现完整保存于北京的国家中央档案馆，介绍下你们的走访经历？ 郑大圣：2023年年初，我们去中央档案馆实地参观，那是一次特殊而神圣的经历。这些档案现在都收藏在恒温、恒湿的地库中，温度在20度上下,湿度在50%上下。长长的文件柜，拉开其中一个抽屉，是见方的樟木盒子，里面是一份纸质的文件，上用无酸的文件袋夹着，每一张都是相互隔离的。保管员拿出一副白手套，我很紧张，赶紧擦擦手汗，结果人家自己把白手套戴上了，然后就问我，准备好了吗？他把其中一份掀起来一个角，看好了吧？收回去了。 我没能看清档案上具体文字，只是看到了原始档案的纸张，纸张规格并不统一，有的纸质细腻，有的粗糙；大致有钢笔写的，也有毛笔誊抄，有的还有铅笔批注。这才知道当年开会，不同的书记员做记录，手边有什么纸、笔就用什么，没有统一的规格和制式。 澎湃新闻：你提到这部电影想表达一种“日常中的反常”，为了准确呈现当年的生活细节，我注意到你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名医陈存仁的著述《抗战时代生活史》推崇备至，谈谈这本书给你的启发。 郑大圣：没错，先说说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核心观点：“大人物写大战，小人物写日子。我写的就是那些没上史书的‘日子’。”还有一句是：“中国人有一种蚂蚁经营的精神，即使是难民，也会挣扎图存。”在陈存仁先生看来，苟全性命于乱世，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他是以一种民间立场、百姓视角来写作《抗战时代生活史》，呈现的也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世间百态。这本书从我们剧本构思到筹拍阶段，都是整个剧组很重要的参考资料，从编剧、演员到美术、道具、服装，几乎全组人手一本，大家反复读。 比如上海沦陷后，日军施行宵禁夜间管制，当时只有医生和教师这两种职业，晚间出门可以豁免于保甲自警团的阻拦盘查。陈先生是大夫，他写到一次夜间出诊，走在霞飞路上，整条街一片漆黑，连霓虹灯都全部熄掉，只有他出诊的车子带着一点微弱的光亮——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当年就被称作“东方的香榭丽舍大街”，繁华程度可想而知。片中，我们在车墩、胜强影视基地搭出商业街，晚上整条街上没有灯火，只有日军巡逻队时不时走过，用脚步声制造出心理上的压迫感。 上海完全沦陷之初，抵抗其实此起彼伏。日军宪兵会直接突入到居民区、弄堂街坊搜捕地下抵抗组织的人员。片中的弄堂就出现过两次封锁，这种社会状况，陈存仁书里面都有类似的记录。他还写到有一次坐车通过四川北路桥，去苏州河对岸，看到桥口、街口都有日本宪兵站岗，路人过关卡，向他们鞠躬角度不到九十度，当场就会被扇耳光。这个史料我们在片中改写为，有个老人擅自出了弄堂，追跑丢的小狗，被日军误认为逃逸的抵抗分子直接射杀。出事之后，负责管控的自警团因为阻拦居民外出不力，被日军当面训斥，徐书亭挨了巴掌。 片中女主角沈玉琳两次去孤儿院找女儿，一大一小两所孤儿院，这两个场景的设定也来自书中的描绘。抗战时期涌进来大量难民，当时上海有多少孤儿院？背后是哪些慈善机构在资助？在大的孤儿院那场戏，有一帮戴蓝领巾的女童子军，这个细节也出自这本书。战乱时期慈善机构人手严重不够，很多女学生以女童子军的身份过来做义务工作，照料孤儿和难民。所以如果没有陈存仁的私人记述，这种细碎的时代细节我们很难捕捉得到。 电影剧照 袁弘饰演徐书亭、李妍锡饰演沈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