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
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
——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
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 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 2015 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 “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 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ft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
“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
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 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ft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ft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
2002 年 5 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 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 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 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
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2016-12-05 08:22:51
采访对象：戴明，1952 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
1969 年 1 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 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采访日期：2016 年 6 月 6 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 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
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ft 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
“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ft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ft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
ft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 17 岁，近平不到 16 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