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
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 1 月 13 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 人ft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
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 1969 年的 1 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 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ft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
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 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 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 200 里地， 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ft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 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 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 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 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
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 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 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
——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ft沟里面，ft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 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