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
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 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 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 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 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 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 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 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2017-01-04 00:11:25
采访对象：赵华安 张春富(曾用名张春福)二人均为北京市八一学校学生，1969 年 1 月与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赵华安，
1953 年生，1970 年底入伍，退休前在海淀区市政园林局工作。张春富，1952 年生，1971 年在延川县永平镇政府参加工作，2012 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采访日期：2016 年 6 月 6 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赵华安、张春富同志，你们是和习近平同一批到梁
家河下乡插队的知青，对当年的情况有不少了解。请讲一讲当年知青下乡的情况。
赵华安：
知青下乡是毛主席当时一个战略部署。“文革”时期，很多单位都无法正常工作，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当时城市青年学生的状况是，毕业生特别多，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那时候， 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插队， 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
我们与习近平同一批从北京去的梁家河。当时习近平、雷平生、戴明、王燕生、杨京生被分到二队，他们这个队是“后队”。我和张春富被分到一队，是“前队”。当时梁家河村子很小，总共就两个生产队。
张春富：
是的。毛主席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崇高威望，他老人家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回过头看，知青下乡对广大农村有很多好处：我们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新鲜事物，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知青返城后对插队的地方念念不忘，经常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乡们的生活水平。
下乡对我们知青自身也有很多好处：我们在农村锻炼了生存能力和认识社会的能力，更加深入理解了国家的现实状况和最基层农民的生存状态，这对我们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和启迪。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到梁家河，一路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华安：
我们在北京火车站乘坐知青专列离京。那是一列绿皮火车，还是那种烧煤的蒸汽机火车头。火车上的知青很多，车上的知青和站台上送站的亲友们都掉眼泪。
我们坐火车一路到了陕西铜川，在铜川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又坐军用卡车往延安去。卡车路上开得很慢，时速也就 40 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当时路况不好，车斗里坐了很多人。到了延安，我们又休息了一个晚上，再坐卡车经过延川县到了文安驿公社。我们一下车，就看到当地来接我们的老乡。梁家河来了差不多二十个人，帮助我们背行李，领我们回村。
采访组：从北京大城市到陕北农村生活，你们一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吧?
赵华安：
从首都到农村，生活差异很大，一开始确实很不适应。窑洞里到处都是虱子、跳蚤、臭虫，我们在炕席下面撒 66 粉、敌百虫等一些药粉，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被咬得全身都起包。
有时候窑洞里面还会进来蝎子、蛇之类的东西。我被蝎子蜇过一次，小腿肿了好几天，后来还是老乡告诉我一个偏方才治好了。老乡特别真诚朴实，他们也充满智慧。我们当时有个什么头痛脑热的，老乡就告诉我们偏方，帮我们治病。我有一次上火， 嗓子又红又肿，都说不出话来了，老乡教我一个偏方，把煮熟的鸡蛋在水井里冰一夜，第二天吃下去，还真治好了这个病。
采访组：我听别人说起过，有一次习近平晚上去挑水，回来煮饭吃完之后发现里面有一条蛇?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
赵华安：
具体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这样的事情在窑洞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们住的窑洞里面有时候会进来蛇，这是因为当时的窑洞都是土窑，冬暖夏凉，蛇就喜欢往里钻。我记得有天
晚上下着大雨，我们房东的孩子王新平来叫我们：“你们赶紧来帮个忙，我们家进来一条蛇，就在我们炕上呢!”我跑上去一看， 好长的一条蛇，有一米五长，还是一条红色的花蛇，正在他家炕上盘着，蛇头伸在外面，吐着信子，十分吓人。王新平的家人都吓得躲在了灶台后面。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赶紧拿了一条被子给蛇给捂住了。我想把它打死算了，省得再跑出来吓人。王新平的家人说这东西有灵性，不要打死它，还是把它放走吧。我就冒着大雨拎着蛇走了好久的路，把它扔到了一个沟里头。经过这一件事情，老乡和我们的感情更亲了。王新平一家人把我当成自己家人，对我们特别好。那时候农村都很穷，吃不上什么东西，他们平时有什么吃食都会叫我去。王新平现在还和我们保持联系， 仍然像一家人一样来往。他来北京玩，我都是请他住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