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认为陕北这个地方对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产生了什么作用?
黑荫贵：
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锻炼，是有多种因素的，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当年延川县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除习近平外，还有丁爱笛、孙立哲、艾平、史铁生、陶正， 等等。这一批人的出现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首先是当地的老百姓。陕北老百姓对北京知青那种关怀爱护，是其他不少地方不能比拟的，因为他们把对中央红军那份感情、对毛主席那份感情拿来对待北京知青。他们认为，你们是北京的知青，就等于是毛主席身边的孩子，甚至把你看成是毛主席的孩子，是用这么一种心态来接待你的。接待我们插队的时候是陕北最艰苦困难的时候，苦到什么程度?就是解放 20 多年了，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生活上除了煤油、盐以外，什么酱油啊醋啊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辣椒面，好一点的再有点芝麻，可以压点芝麻盐。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吃点酸菜，夏天也基本没有什么菜吃。一年的粮食，连六个月都吃不到。那时候公粮任务比较重，购粮任务也比较重。我当干部深有体会，当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农民把粮食种下去，让粮食能收到国库，这就是你的任务。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觉得“城里人吃什么呀?不就靠我们农民种吗?我们不种粮食城里人吃什么呀”，就是这么一种朴素的感情支撑他们缴纳公购粮。当然，他们也有怨气，但他们即使自己吃不上穿不上，仍然是把自己家里的粮食交了，把任务完成了，明年吃不上的时候再说。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一个大队要接纳三十多个正能吃饭的北京知青，这些粮食要从他们分配的粮食里面拿出来，但没
有任何人说“知青抢我们口粮来了”，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待这些人，包容这些人。可以说，成就这样一批人，很大程度上是陕北老百姓把对中央红军对毛主席的感情给了他们的后代，而且觉得城里面的娃娃根本没受过罪没吃过苦，到我们这地方来我们要把他们当自个儿孩子一样看待。所以知青来到陕北，生活上这一关是老百姓帮助度过的，是他们的接纳包容才使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待下来，否则很多知青就会跑掉的。
老百姓还手把手教我们劳动，不让我们干重活累活，你一说累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去干活他也不责怪你，你要是病了会有好多人来看你，他有一点好吃的或者一点肉会把你请到他家去吃。这个感情，只有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才感同身受，不管是待了一年两年还是七年八年，那是刻骨铭心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北京知青在当地组织起来，想办法为农村做了一些事情，也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办沼气是一件事儿， 帮助陕北人民种菜也是一件事。记得 1978 年我离开延安时还到了延安的桥儿沟，那里有很多从北京四季青抽调来的干部，已经帮当地人弄上蔬菜大棚了。
当时的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对北京知青很关心。大家可能看过电影《英雄儿女》，这个老书记很像里面王芳父亲的形象，戴着呢子帽配一件军大衣，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脸，尖尖的鼻子， 眼睛炯炯有神，就是这种形象的一个干部。我们去的时候他应该50 岁左右，以他多年的革命经验，确实把我们知青当作自己孩子
一样看待。我们县知青入党的不下 100 人，知青当教师的也将近七八十人，申书记能够充分调动这些知青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做成以后他会积极地去进行总结推广，孙立哲也好、丁爱笛
也好，好些事情都直接进入县委书记的视野里。像习近平的入党、上学，当时只有破除“文革”很多错误思想甚至错误路线，把他真正视为好娃娃、好后生、可信任的人，才可能让他入党，再让他当大队书记，最后让他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如果没有县委书记的魄力，没有他对问题的认识以及他对知青的信任，这些事情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来说政治背景也不好，我能够在 1970 年入党，1972 年当上国家干部，中间的 1971 年还被推荐上北京化工学院，这在很多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县，这些事情没有多大阻碍， 起码在县委书记脑子里没有这个阻碍。所以他能够大胆地用这些干部，北京干部和北京知青都能够参与到整顿教育和整顿领导班子这些事情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把你当成一个知青，也没把你当成一个一般农民去看待，而是把你当成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认为你的政治觉悟和综合素质可以推动延川县的工作。我曾经总结过一段话：我们知青夺了陕北老百姓的口粮，夺了他们的招工指标，夺了他们的招干指标，夺了他们的征兵指标，夺了他们的教师录取指标，但没有人认为我们把它“夺了”，而是心甘情愿地让出这些指标。就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写的， 当地的农村后生们多么渴望有一个指标，哪怕是当兵当老师呢! 但是我们知青去了以后，这些指标几乎让我们占完了，老百姓没有怨言，而且欢天喜地地把我们送走。
所以说，陕北这个地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包容才培养了一批人，成就了一批人。所以我觉得它是个福地， 自然会给陕北人民带来许多造化。它就像人的胳膊弯儿似的，形成了一个怀抱，很多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他的成长，他走的道路，
他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这片土地，离不开当地的人， 离不开当地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很多大人物， 肯定是有土壤、环境的因素，也有他自己的积淀和后天的努力。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之路之所以走得那么扎实稳健，我认为陕北七年的历练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
2017-02-13 07:46:34
采访对象：刘明升，男，汉族，1950 年 8 月生，陕西延川人， 1972 年 4 月入党，1970 年 3 月参加工作，中专文化。历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团干、知青专干，公社副主任、副书记，马家河公社主任，拓家川公社党委书记，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县外贸局党委书记，文安驿镇党委书记。1994—2002 年任延川县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2002 年于延川县政协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采访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刘明升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