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请先讲讲你们上ft下乡插队最初的缘由和出发时的大致情况吧。
雷平生：
1969 年 1 月 13 日，我们八一学校 20 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ft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 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那时按规定，知青可以凭票购买一只木箱子用来装生活用品与衣物。当时国内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但木箱子在北京市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大概 18 元到 22 元一个。箱子上印有毛泽东头像，还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口号。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 16 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
的年龄。他是 1953 年 6 月出生的。我们初 67 届的同学，大多都
是 1951 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
低一个年级，是 68 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齐老师很关心近平，因为近平上学期间一直是个好学生，而齐老师又是他的班主任，非常了解近平和他家里的情况，希望近平能有个更好的去处。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齐老师就对我说：“雷平生，你办完手续就可以出去了。”她把近平留下，要继续做他的工作，劝他留下。
我在办公室外面，大约过了 10 多分钟近平出来了，他对我说齐老师还是希望他留下，但他执意要去延川县插队。近平对我说：“到了陕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我说：“好呀!”就这样，我们一句口头约定，就有了共同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下乡插队多年的经历。
我哥雷榕生原来也希望与我们分在同一个生产队。但当时送我们去延川县的军代表研究了知青分配名单，觉得这样不妥。他
认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凑在一个生产队太集中了，还是分散开比较好，于是就把雷榕生调整到另一个生产大队了。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 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坐火车到了陕西铜川，住了一夜，又换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师范住了一晚。我们住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大铺，把被褥打开，睡在上面。
1 月 16 日一早，我们又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延川，中午时分到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外的空场上，各村来接知青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招待吃了一顿饭。那天拿来招待我们的是陕北人民最好的饭菜，有洋芋、胡萝卜、粉条和猪肉， 还有小米饭。知青各自散开吃饭，村民们远远围观我们，狗在吃饭人群中窜来窜去，捡拾掉在地上的肥肉片子。吃完饭后，我们按名单各自分队奔赴插队地点。我和近平被分在梁家河大队，距离公社有 15 里路。队伍在进沟的时候，老乡很照顾我们，帮我
们背着行李，我们只提着自己的挎包与提包。
到了梁家河以后，雷榕生他们需要继续前行，就与我们分开了，不过好在我们是在一条沟里，再继续往前走几里路就到了， 隔得不远。
雷榕生：
我插队的村叫梁家塌，“文革”前与梁家河同属于一个生产大队，两个自然村落。这个村在梁家河的后面，比较偏僻。
雷平生：
我和近平分在梁家河大队后队，同队的还有王燕生、杨京生、佟达宁和戴明。从那时起，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当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起劳动、学习，经常交流，彼此关系始终处得非常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