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我现在就是个普通农民”，习近平在和您谈论文安驿集上的那位老汉时，他很自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您怎么理解习近平的这句话?
雷平生：
当时我们已经插队几年了，近平说自己“是个普通农民”，反映出他对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他没有自称“知青”， 而是自称“普通农民”，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了。近平对基层群众、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几年，他一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他很理解，很懂农民。无论是他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当大队书记的时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和一些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区别的。只有在基层受过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够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雷榕生：
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 如何如何，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中的一员了。他从内心觉得，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是很光荣的事。
雷平生：
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近平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近平与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别会上就称赞习近平说：“在习近平眼
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农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73 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 74 年不上大学了。” 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74 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 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
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可能会有反复，1973 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调整。如果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 年这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 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近平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习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
近平当时想留在陕北当农民，除了平生所说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迫切地想为这块贫穷落后的地方改变面貌尽一份力。因为 1973 年 5 月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看到延安解放多年变化不大，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周总理很难受甚至流了泪。这件事对延安的广大干部群众影响很大。改变延安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非常迫切的要求。近平当时受到的触动也很大，他觉得应该响应和落实周总理的号召，要对得起陕北的老百姓。
雷平生：
确实是这样。当时生产队也需要敢想敢干、眼界开阔的年轻人带着社员们闯一闯。当时近平自己又有这个决心，想要挑这个重担。后来他也确实挑起了重担，给梁家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