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
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
我是 1971 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
记得是 1972 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
ft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 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
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 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