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
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 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 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
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 “高ft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 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
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ft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 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 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 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 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
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 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 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