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
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
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 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六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 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革”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 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
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 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
我现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会， 邻近一个生产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部， 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和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采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近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自己
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是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托他回文安驿时把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没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 吧。
习近平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1975 年在梁家河开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 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它公社(包括我当书记的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把一些农户家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 1992
年去福州看他和 2008 年在北京见他时，都是先和他的秘书聊天等待，这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 年，到延川插队四
十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乡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 2012 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是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情。陶海粟：
1975 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
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的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 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磨练， 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乡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