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和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劳动之余不懈努力学习， 后来又都回到北京接受高等教育。请您讲讲知青当年都是怎样读书学习、怎样去上大学的?
艾平：
我在村里劳动了两年，后来就调到县里的副食品公司工作了。工作中，经常下乡到各个村去收猪、收羊、收鸡蛋，差不多走遍了全县四分之三的村子，对整个延川县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
在我接触到的知青中，读书的情况大致分为四种：有一部分人受到“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放弃了读书;有一部分人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看理科方面的书; 有一部分人读当时比较流行的马列、毛选;有一部分人读文史哲。真正爱读书、会读书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广泛涉猎各类书籍， 大量阅读和学习。
习近平非常爱读书，他去插队的时候就带了很多书，很多知青都讲过他读书的故事。后来，清华大学在延川招生时他被推荐录取。习近平在延川插队的时间几乎是知青当中最长的，差不多七年，到 1975 年秋天才上了清华大学。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所谓“工农兵学员”。1970 年，中央作出《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后来，其他高校也陆陆续续开始招生。这给我们提供了人生中改变命运的一个关键机会。
清华大学很多干部在“文革”开始时就被打倒。到 1970 年前后，清华大学的老干部基本“解放”，虽然没有完全官复原职， 但不再是“走资派”。比如，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被
“解放”了，此外还有一些老干部也都出来工作了。这些人熟悉教育，懂得教学规律，主张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保持稳定的教学秩序，注重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
那时候上大学，要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四个环节。在 1975 年那个时候，习近平能上清华大学，很不容易，大队、公社、县委以及清华的机关干部都是冒了风险的。
由此来看，我们知青的命运是和国家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上ft下乡”政策，我们就不会到农村去。没有“招生”政策，我们也不会那么“幸运”能进入大学。
我是 1973 年上的大学。当时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延川县的副食品公司工作，就由所在工作单位推荐。像习近平在农村， 他就由所在大队推荐。
我的感觉是，当时招生时中央对陕北的北京知青很照顾。我记得 1972 年、1973 年给延川县的大学、中专招生名额都分别有几十个。每年拨下来这么多名额，是为了照顾北京知青。
许多知青一直没有放下书本，一直在学习。我父亲一解放， 就给我写信，让我坚持学习，说在二十世纪如果没有知识，就不可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