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在陕北插队的经历对你们这一代知青有哪些影响? 艾平：
从我个人经历来看，下乡插队让我对中国农村有了深
刻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会懂得中国的国情， 也不会懂得中国为什么是这种情况。中国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 80%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不了解这 80%的人口是怎样生活的，就谈不上对国情有深入了解。
我出生在清华园，这个地方在中国是一个象牙塔。我们小的时候，清华校长蒋南翔给我们“设计”的人生道路就是：在清华园里上幼儿园、上附小、上附中、上大学，最后当一个红色工程师。没有坎坷，也很平淡。如果没有插队的经历，蒋南翔的设计就是“一条龙”，那会是很顺利但又比较平淡的一生。走那样的路肯定会很轻松，也没有什么磨难，而且可能有所成就，但那样就会失去很多了解国家、了解人民、了解民族从而了解世界的机
会。这就是我对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总体上的认识。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的。毛主席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底什么叫“再教育”?农民能不能教育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起码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教育。知识青年确实受到了深刻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了他们呢?可能不一定是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而是现实生活本身、是农村生活本身。
我实际在村里只待了两年多时间，但就是这两年多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养尊处优的人永远都不会了解生活的艰难，哪怕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农村生活的最基本内容都非常艰难，包括吃饭、喝水、烧火做饭、照明点灯，等等。在城市里，虽然生活并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和方便，但起码不用为最基本的生活发愁。拧水龙头就会有水，做饭就用蜂窝煤……在城市里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事情，在农村却是千难万难。
我们刚去的时候，国家还是做了一些安排的，给了二百四十块钱安家费和一年的布票。这二百四十块钱安家费，我们可以从中用来买个箱子，当时箱子很便宜，余下的还可以买一套外衣， 然后还包括大概有半年多的伙食费。我们去的时候是 1 月，从 1 月到秋粮下来的这段时间，国家供给知青粮食，每个知青每月四十五斤的定量。这是很高的标准了，原来在北京我的定量大概也就是三十斤左右。
我们到陕北的第一年据说是一个少有的丰收年，而我的全年收入只有二百六十斤原粮，还有六块钱。这意味着，我第二年每个月的原粮不足二十二斤，每个月的现金收入只合五毛钱。在集体经济的情况下，我的这个数字基本上代表了我们全村甚至整个
延川农民经济收入的情况。这个经历我后来跟很多外国人都讲过，就是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陕北的生活很多还停留在自然经济阶段，老百姓手里没有多少钱。他们靠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线、自己织布、自己做鞋。我印象当中不得不买的物品就是点灯用的煤油。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陕北农村生活。
受“文革”影响，那个时期人们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等我到了陕北才真正知道，哪有那么多阶级斗争啊!当地太穷了，村里没有地主富农，只有两户中农。我深深感到，当时最大的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这个矛盾，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天到地里干活时，是春天往地里送粪，那一趟来回差不多五里地，一天就送四趟。到最后，能干的人早就干完回家了，我真是累得不行了，天又黑下来了，我又怕又累。这时，我旁边有个老乡，他当时有四五十岁吧，家里还是个中农。他看我那样，说：“算了吧，把你的折到我这筐里，我给你担上去算了，你就坐这儿等我。”他送完回来说：“要不咱们坐这儿歇会儿?”于是他又讲，这活儿其实不算什么，夏天收麦子，种荞麦，那些活儿比挑粪要苦得多。
从第一天这件事我就明白，原来脑子里那些“阶级斗争”， 实际上和陕北的现实不是一码事。人们并不知道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在农村的体现到底是什么，却要每天面对最现实的问题：怎样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啊!只有深入农村才能看到这个情况，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在陕北插队的经历让我们这一批知青读懂了“生活”这部大
书，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读懂了“实际”这部大书。这些“书”上虽然没有字，却比有字的书要深刻得多，对人的教育作用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