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孔总，您好!1969 年 2 月，您从北京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上ft下乡的
时代背景和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
孔丹：
知识青年上ft下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场政治运动，是那个年代无法回避和逆转的社会潮流。当年每一个知青虽然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际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上ft下乡这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知青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对此有深刻感触和清晰认识，是在 2010 年退出现职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我的一次谈话。那年的 12 月 24 日，我应约到习副主席的办公室谈话，在谈到我的工作和退出一线岗位时他说：“孔丹同志，你从事工作四十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他的这个概括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所说的“四十余年”，是从我 1969 年去插队时算起的。我感动的是他对我插队经历的认可和这些年工作的肯定。
为什么会有知识青年上ft下乡呢?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从 1966 年下半年开始到 1968 年，全国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这三年积压在校的 1966、1967、1968 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总数达 1000 余万人。其中城镇学生 400 万人，他们待在城里无所事事，上ft下乡成为解决他们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措施。毛泽东看到整个中国的混乱情况，也看到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老人家于 1968 年 12 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大规模上ft下乡的热潮。习近平当年 15 岁，是老初一学生;我 21 岁，是老高三学生。在我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龄，就在国家这样一个部署下一起到了农村。
当年，约有 2.6 万多北京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从 1969
年 1 月 7 日开始，每隔一天就有一趟运送北京知青的专列，从北
京站出发，开往陕西的铜川，一直持续到 1969 年春节前为止。
那时延安地区有 14 个县，这 2.6 万多名北京知青被分别安置到志丹、安塞、延安、延川、甘泉、富县、宜川、黄龙、洛川、黄陵、宜君(现在属于铜川市)、延长 12 个县 124 个公社 1602 个生产大
队 3000 个生产队，吴旗、子长两县因条件较差没有安置。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安置人数最多，共
6000 多人。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其中宜川 3200
多人，延川 1380 多人。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
志丹 530 多人，富县 2750 多人，延长 2370 多人。我上学的北京四中在西城区，这样我就到了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安塞县安置的是东城区的知青，共 1850 多人。宜君县安置崇文
区的知青，共 2190 多人。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共 620 多
人。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共 2150 多人。黄陵县安置朝阳
区的知青，共 2400 多人。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ft区的知青，
共 970 多人。当时北京知青和延安 12 个县之所以实行区、县对口安置，主要是以后便于联系，做好知青工作。
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代历史上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延安，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奇迹。2.6 万多北京知青到延安，在这个幅员并不广阔而且闭塞贫穷的区域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最近研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中谈到知青上ft下
乡是这样表述的：“至 1981 年，上ft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
1600 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 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我认为，这段话比较客观地对知识青年上ft下乡运动作出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