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时曾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孔丹：
我理解，“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 这个词，指的是因缘里面包含着机会和缘分;当“机缘”来临时， 能够抓住它、能够应对它，就会形成“际遇”。实际上，“机缘”、
“际遇”经常连起来用，就是讲人的命运。1965 年我 18 岁，在北京四中入了党，是当时四中第一名学生党员，也是当时北京市为数不多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这可以说就是一场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种种不幸则算是一种际遇，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被裹挟进去的，属于被动参与。同样，当年习近平和我们众多知青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开始一段艰苦、特别的人生之旅，也是一种际遇，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命运。
说起来，当时我和习近平的境遇确实比较类似，我们都是高干子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红二代”。但也不完全一样。那时， 我母亲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因为受到“文革”迫
害自杀了，我父亲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被关进监狱，我自己也坐了数个月铁牢。我的弟弟已经去ft西插队了。“上面”不准我到ft西跟弟弟在一起插队，因为我们都是“黑帮子弟”，必须分开。习近平也是“黑帮子弟”，他父亲习仲勋“文革”中遭受了批斗。这是我们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父亲受迫害的时间比我父亲早，从 1962 年开始。他下乡的时候才 15 岁，我当
时已经 21 岁了，那时我身体上应该比他更强健一些。
我当时有个心态，觉得北京无可留恋，一走了之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心情很平静、很淡漠，没有任何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或许跟许多别的知青的感受不一样。习近平当时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插队对他来讲是如释重负，因为他当时那种情况，待在北京反而更危险，甚至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他说当年火车刚刚启动时，车厢里一片哭声，大家都难舍难分、痛哭流涕，而他这个时候反而在笑。
在这一段人生“际遇”里，我们差不多：父辈受迫害，家庭被分割破裂，天各一方。社会大浪潮打过来，我们就被浪潮卷走了，由不得你自己。插队期间，政治条件好的知青可以当兵、招工，而习近平和我这样的“黑帮子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到了陕北农村，我没有想过多久能离开，也没有什么和贫下中农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种所谓浪漫主义的追求。我的心态就是：我就是一个农民，我要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