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提到，习近平曾对常振明说：“你们那个孔丹， 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您能讲讲这件事的由来吗?
孔丹：
那时我是中信的董事长，常振明是总经理。有一次， 他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回来告诉我：“我见到习书记了，习书记对我说，‘你们那个孔丹，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我和习近平当年在陕北没见过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这一则因为我们当时在知青里都是有名的“黑帮子弟”，或许也都小有名气吧。二则因为我们的父辈是相互熟悉了解的。2009 年，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调研时，视察了他父亲习仲勋落难时下放劳动过的洛阳矿ft机械厂，这个工厂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中信的重机公司， 所以我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我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插队期间，劳动是艰苦的，生活是艰难的，好在政治上还是平稳的，书还是可以读的，读书的时间也是有的。傍晚下工后， 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安排了。特别是冬天除了一些水利工程类的活儿，基本上没有太多地里的活儿了，如果不回北京，就有时间好好看点书了。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读的书很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学类书籍。我读得书很杂，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因为中学的全部课程我在四中时已经学完了，就找来大学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材学习，这些都是大学理工科一二年级的公共课教材。当时比较宝贵的内部出版的书，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政治类的书，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文学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习近平当年带去两箱子书，读完之后又不断交换，借书来读，再加上他在一些讲话中提到的读过的作品、引用的作品， 我感觉他读书的数量和种类超出了我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类。
我那时候读书，并不是像有些革命家那样有远大理想，什么去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没有。只是觉得读书是我们一种天然需要。我们在土窑洞，自己打了一个石板，把两个树干插进土窑洞， 再来一个横的树干，把石板铺上，就可以趴在上面读书了。现在回忆起来，陕北的黑夜就像一幅永恒的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陕北的天似乎黑得特别早，可能是因为在ft里吧。夏天还好一些，秋冬黑得尤其早。天黑得早也好黑得晚也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我们几个人往窑洞里一坐，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出来就开始读。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窑洞里有一盏煤油灯，闪耀着一丝亮光。我们凑着那个煤油灯，趴在石板上看书。我后来了解到，习近平当年在窑洞里晚上读书，也是凑在煤油灯前，以至鼻
孔常常都被熏黑了。
那时对我们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打开书本马上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下子就和现实生活隔离了。你不会再想白天干什么活儿了，不会再想白天的疲惫和困倦，你会钻到书里面去。看哲学书、文学书、历史书，你会被它们吸引，马上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在《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在拿破仑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俄罗斯贵族的生活，可以看到战争的滚滚硝烟;在《九三年》中，可以看到法国阶级斗争激烈而雄伟的场面，可以看到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与私人感情的艰难抉择。正如习近平所说， 在陕北插队时我确实读了黑格尔。读没读过黑格尔是不一样的， 受没受过熏陶和训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后来有人说，如果一件事情在逻辑上不完整或者不自洽的话，孔丹是不会接受的。其实， 这里面就是理论的力量。1977 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考大学，而是于 1978 年直接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并被录取， 成为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没有上过任何大学、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扎实基础外，与陕北插队时坚持读书学习是绝对分不开的。
那时，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很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不记得从哪里弄来一本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书，介绍他们采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效率很高。我国农村经历了 1958 年“大跃进”，1962 年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下放所有权，应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吃公共食堂那种大锅饭的现象了。但在我们那里， 一个大队里边还是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
生产力极其低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看了讲美国农业生产方式那本书，我就想怎么发展中国的农业。这种想法当然是初级的、幼稚的。后来，中央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时， 我就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特别容易接受。但在党内就引起一些争论，包括一些省委书记都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应当避免集体生产方式被破坏。而对我来说，因为有四年插队生活的经历，又读过农业研究方面的书，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容易理解，是大势所趋。我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天然的力量。当然，今天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我们要重新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怎么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以及两亿七千万农民进城后谁来种地和种好地的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