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因条约而陆续开放的商埠积久渐多。1842年《南京条约》开五口；1858年、1860年中国同英国、法国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开十一口（包括大沽）；1876年《烟台条约》开四口；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开三口；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开一口；加上同一时间里中国在新疆、蒙古向俄国先后开放的埠口（包括张家口），总数在三十以上。(1)开埠之趋向是：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这些埠口，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它们在旧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于是两千年来的清一色变成了斑斑驳驳的杂色。通过这些窟窿，中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而缓缓发生。
一、新的社会力量
在开放的商埠之中，变化尤其显著的是上海（东南富庶之区的出口）、天津（华北地区的出口）、广州（珠江流域的出口）。三者以上海为最，提供了这一时期城市社会演变的典型。城市社会的演变，可以多方面地叙述，绘成一幅包罗大千世界众相诸态的长轴画卷。这里所摄取和分析的，主要是阶级变化，即资本主义刺激下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主要出现在城市里，但由于他们同新的经济关系血肉相连，又构成了整个社会变化的基干。
（一）买办。买办作为一种职业名称并非始于近代。(2)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这一名词渐成为Comprador（康白度）的译名，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最初，他们多是供应宫廷用品的采买商人。到了十三行时期，则一变而成为公行制度的一部分，开始同夷商发生关系。这些人往往以采买、推销、账房、银库保管为职司，并且兼有料理外人薪米之责。据嘉庆年间两广总督百龄说：
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语言不通，不能自行采买，向设有买办之人。
又说：
由澳门同知发给印照，近年改由粤海关监督给照。因监督远驻省城，耳目难周，该买办等唯利是图，恐不免勾通内外商贩，私买夷货并代夷人偷售违禁货物，并恐有无奸民影射，从中滋弊。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选择就近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予腰牌印照。在澳门者由该同知稽查，如在黄埔，即就近交番禺县稽查。如敢于买办食物之外，代买违禁货物，及勾通走私舞弊，并代雇华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3)
从这些见诸奏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买办的社会成分、来源、地位和职能。在十三行制度下，买办须经官方许可之后才可充任，这就使他们在各种本职之外，还与行商一样，带上某种监察外人的色彩。显然，与过去相比，他们的社会作用已有不同。买办是最接近洋商的中国人，同时，他们又受到具有半官方身份的行商、通事一类人物的钳制。公行制度取消之后，买办由官方许可“保充”的职业转化为自由的个体，遂再变而为一种依附于洋商的中外贸易中介人，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正式成为近代特产的Comprador。
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因此，最初的买办“半皆粤人为之”。随着外贸的扩大与洋行的增多，其他省籍人士亦渐有操此业者。在当时的中国，他们是一批迅速致富的人。一个西方人在他的旅华见闻录中提到：原来仅有100元的人，充当买办以后很快积资数千元。而月薪25元的买办，不过六年，就获得了成千上万财富。(4)郭嵩焘巡抚广东期间，曾在奏议中说：“香山富民陈守善、徐瓜林二户，皆以依附洋人，致富百万。”(5)据事理推断，这种经济人物也应是买办。他们财富的来路与传统社会里以三百六十行为生计的人全然不同。因此，作为社会职业，买办在经济上的枯荣确实以外国商业资本之损益为转移。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是“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6)。后来我们称之为买办阶级。这两个很不相同的说法，至少有一点意思是一样的，即：近代买办的出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李鸿章对这些人的估价是：“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这些人“获利最厚”而“无所忌惮”(7)。他对买办人物总体上的鄙夷是明显的。这与后来对于买办的政治批判虽立论并不相同，却也有近似之处。
但在历史研究中，买办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中产生过吴健彰、杨坊那样由买办起家，积资捐官的人。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这一类人不仅在经济上活跃，而且在政治上活跃，是苏南“借师助剿”以抗太平天国的始作俑者。由于他们与西方人贴附得太紧了，便在不知不觉中显出了奴态。虽说有些著作把这些人与曾国藩、李鸿章联为一类，其实，在曾国藩眼中，这些人是“奉洋若神者”。他固然有心接受一部分西方器物，却非常看不起华人对于西人的奴态。因此，白齐文殴打杨坊之后，曾国藩颇为快意地评论说：这件事“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8)。无疑，他的话划出了首倡洋务的人们与买办中的这一部分人之间的界限。但买办中还有另一部分人，例如郑观应、徐润，以及后来的虞洽卿，他们受雇于洋行，操买办之业而握有多量的货币。而后，他们又投资或主办独立的近代工商企业，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其他企业争利于市。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买办资本的比重是非常可观的。例如唐廷枢、徐润之于轮船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开平煤矿，郑观应之于上海电报总局，郭甘章之于甘章船厂，李松云之于均昌船厂，张子标之于虹口船厂，郑观应、唐汝霖、卓培芳之于上海织布局，黄宗宪之于公和永丝厂，祝大椿之于源昌碾米厂，陈可良之于裕泰恒面粉厂，曹子俊兄弟之于上海机器造纸总局，多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在这里，会不会因为他们用来投资的货币带着买办臭味而影响到企业的性质呢？马克思写了卷帙浩大的《资本论》，但他从来没有追究资本的不同来源以作定性的依据（“原始积累”一部分讲的是另一个问题）。他的榜样应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一类企业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于是，不值得尊敬的买办创办了值得尊敬的民族企业，人和事业脱节了。这种脱节打破了人们喜爱的同一性，显得那么别扭。但它是活生生的历史造成的。
虞洽卿
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办事处
买办是当时中国最懂得资本主义知识的一部分人，轮船招商局最初由旧式沙船商人出身的朱其昂主持，招股困难重重。而唐廷枢、徐润接手以后，短时间内即招足100万股本，上海织布局在郑观应入局之前与之后，其局面之不同也与之相类。可见，近代的洋务商情经验与旧式传统经营心得是大不相同的。作为买办，他们固然有职业带来的买办性或阶级性，但作为中国人，他们同时又有民族性。而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又往往成为民族意识的刺激物。著名买办郑观应同时又是一个长于言论者，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说：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9)
他把民族意识引入了工商之中。另一个著名买办唐廷枢曾被西人报刊称为“亲外”人物。但他脱离怡和洋行进入招商局之后，却运用了外国公司任职期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10)。其间当然不无逐利之心，但由彼入此，扶此以拒彼，却表现了一种自觉的选择。在时代思潮的冲击下，买办中有一批人破门而出，踱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并不足惊诧。以前，买办性与民族性在买办人物身上的对立统一常常惹得我们会有意无意地用前者把后者排挤掉。这样做，当然会使人获得一种形式逻辑的明快。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那么，有一种社会关系，就会有一种“性”。历史人物之所以总是具体人物，原因就在这里。而只有具体才能再现具体，因此，阶级性、民族性、个性，甚至人性都应当成为论人的视角。
（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现有的材料，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中国先后出现过300余家新式的工业企业。截至1894年，还存在的约有260家——这些企业的主办人或主要投资者，其社会身份多为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这批人大体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此外，还有30余家兴办于洋务运动之中，又维持到甲午战争前后的民用工业企业。这些就是估量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或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统计依据。当然，它们所说明的仅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过去，我们讲述民族资本主义历来没有把商业摆进去。从客观上说，这是因为商业资本主义比工业资本主义有着更多的买办性与民族性、旧式与新式的纠结交错，很难爬梳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尽管如此，作为一种趋向，开埠之后传统商业的改组和变化并非不可捉摸。从京广杂货店到华洋杂货店，再到叶澄衷一类人所经营的五金、洋布、棉纱业，其间的依次演变是有痕迹可见的。这种演变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机制品在商品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只有在流通过程中借助商品的出售才能真正实现。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运作中的一种形式。因此，随着商品成分的上述变化，旧式商业本身的性质也在变化。它们同产业资本的联系越紧密，它们在流通中显示的资本主义特征也越是明显。开埠之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事实。不过，它产生于本国机器工业出世之前，同西方相比，在性质上是变态的，在形式上会显出种种走样。
兰州织呢局机房
多年来，我们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区分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斗争需要，并偏重于用政治因素来解释经济现象。政治对经济当然是能够起到制约作用的，但政治又不等于经济。列宁说：“区分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12)按照他的意思，特定的阶级总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者，所以，阶级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产生之后，会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那是经济的派生物。我们用“买办”、“官僚”、“民族”来区分资产阶级，并赋以否定或肯定的意义，派生的东西就被强调得过了头。用过头的方法来描写历史是不免要失真的。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引述《中国经济全书》的话说：
中国之资本家，或为大商人，或为大地主，……惟于此二者之外，有一外国所不能见之资本家在焉，盖即官吏是也。东西诸国，官吏而富裕者，未始无之……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者，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彼其国人，一为官吏，则蓄产渐丰，而退隐之后，以富豪而兼绅贵，隐然操纵其政界之行动，而为乡民之所畏忌。……次之者为绅商，此中固亦有相当之官阶，或至为官为商，竟不能显为区别，常表面供职于官府，而里面则经营商务也。(13)
有人统计过，在1872年到1913年之间，近代企业的创办人中地主占55.9%，商人占18.3%，买办占24.8%，而且“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地主，大都有某种官僚身份，很多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绝少是土地主”(14)。那么，如果把这些官僚地主与买办剔除出去，民族资本还会剩下多少呢？况且剩下的那18.3%的商人中，认真追究起来，也不那么干净。例如，周廷弼是在籍三品衔候补道，叶澄衷也因道员衔而称“观察”，等等。显然，这是一笔不太容易算清的账。确实，中国的资产阶级又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但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是他们所占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有多有少。因此，把列宁的意思贯彻到底，可以恰如其分地分别称之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从生到灭不满百年，是一个命运短促而又多舛的阶级，在近代历史的前八十年，他们处在封建势力的重围之中，行行止止，足将进而趑趄。不仅地主反对他们，手工业者和农民也反对他们。1874年6月，西方人报道机器缫丝业在广州的窘境说：
江南机器制造局卷铜厂
采用机器来缫丝已引起很多人反对。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评则很耸人听闻。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作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艺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又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响声太大。又说高烟囱有伤风水。最近河南洲建立了一个机器缫丝厂，遇到很多人反对。(15)
这一类例子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绝不是个别的。相比之下，恐怕只有张謇的老乡不反对他。后三十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军。虽然它的性质仍然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不少地方斗争的锋芒已经转向越轨，打到了资产阶级的头上——当然，这是后话了。即使如此，资产阶级在其短短的一生中还为中国留下了一点儿积极的东西。他们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最初的改革和后来的革命有所依托。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嬗变常常走到了基础的前面，基础跟不上上层建筑。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三）工人阶级。新的生产方式在一头产生了资产阶级，在另一头产生了工人阶级。这一法则在近代中国稍有变异的是：新的生产方式首先是由外国资产阶级用大炮带来的。虽说外国人合法地取得在中国设厂制造的权益是《马关条约》以后的事，但在甲午战争前，他们已经在中国不合法地办起了轮船修造业、原料加工业、若干小规模的轻工业和租界中的公用事业。其资本总额约2 800万元。这些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都来自当地，因此，当中国资产阶级还在孕育之中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早已出世了。到1894年，中国工人大约有9万多人之数。
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我们过去着重指出他们受苦之深以及种种突出的优点。例如身受压迫，分布比较集中，最有觉悟并富于斗争精神等等。在多年宣传之后，已为人所熟知。强调这一方面，反映了工人阶级一般的阶级本质，并且曾经是历史本身的需要。但在被强调的一面之外总还有没有被强调的一面。因此，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努力把问题讲得全面一点儿，应当是可取的。第一，同西方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价之悬殊几已过半”(16)，其所受剥削之深重是非常明显的。但同当时国内农民相比，工人生活处境的悲惨色彩就不那么触目。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一般男女工人平均月工资是5元银元左右。(17)同一时期武昌织布官局的每人月薪则在7元至10元之间。(18)如是技术工人，其月收入能达30元(19)，甚至更多。(20)而1883年直隶“普通农民的总收入，甚至在年成好的年头，每人也只有十八元”。而且这“不是净收入，还必须交纳政府的田赋”(21)。折算起来，每月所入不过1元多点儿。农民受苦更深。这种比较不会损害工人阶级的形象。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在于受苦，而是在于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第二，中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没有弱点的阶级。我们常常提到：中国的工人阶级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他们多数来自农村。的确，这一特点曾经为工农联盟提供了历史基础。但是，一种优点有时会带来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缺点。工农之间的紧密联系，既使工人阶级可以影响农民，也使农民可以影响工人阶级，于是，这同一个特点，又使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容易染上小生产意识。所以，在近代中国，工人群众往往很容易被帮会势力所吸引。朱学范说：
（旧上海）职工大众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若将入帮会的职工人数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等，以及地方帮口如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湖北帮、江北帮等等的人数，那在全市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大小组织里，有不少人是与帮会有联系，并以帮会为靠山的。(22)
他说的是20世纪前期的情况，无疑，19世纪后期工人中帮会影响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人阶级与帮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论到过的题目，但却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事实。正像无须讳言中国资产阶级身上的封建影响一样，我们也用不着讳言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的封建影响。两者扎根于同一块封建传统源远流长的土地上，两者都托身于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所以，两者都会有同一个弱点。当然，工人阶级的弱点并不是痼疾，它反映了传统社会对新的阶级力量的影响。相对于内在的阶级本性，这是一种外在的东西。随着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长，前者应当而且能够克服后者。
二、农村的社会变化
农村从属于城市，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社会发生和发展之后，必然会推及、影响到农村，并促成农村社会的演变。而这一时期交通工具的新旧更替，则为这种推及、影响提供了现实的物质途径。沿江沿海的主要航道上，太古、怡和、旗昌之类的外国轮船和招商局的中国轮船势力正盛，“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汉口以下的江船也“废业者逾半”(23)。在华北和台湾，还出现了最初的铁路。借助于新式交通工具的速度和装载量，城乡交流的内容起了变化。一方面，是洋纱、洋布、五金、煤油、颜料之类的商品陆续下乡。这些东西，是同传统的手工业品不大相同的洋货。而它们那低廉的价格和优良的质地，又成为对付手工业的重炮利器。因此，它们不可能不给后者带来厄运。撮合时人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机制品从各个方面排挤和取代手工业品的无情历史过程：
怡和洋行旗下的公和祥码头
东南各省所植甘蔗获利颇丰。自通商以来，洋舶带所洋糖，色泽莹白，人咸爱之。旧日之糖，销路日微，销数日绌，糖商折阅，无可挽回。欲求不贫且窘也，其可得乎。(24)
粤省民间素用花生油，山田硗硵，多种杂粮，而花生之利为最。山农贫苦，以此为生，花生既收，必须榨制工作万千藉以糊口，即榨油所余之花生枯如北方之豆饼，用以粪田种蔗，取资甚多，为利甚厚，所销亦复不赀……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25)
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瑞典所制无磷的安全火柴，价格低廉，最受欢迎。此地（宁波）每罗斯售价仅五钱，并以每包（十盒）十文的价格零售给本地商贩，这样的价格是所有阶层人能买得起的。(26)
（在华北，则直隶雄县）城东二里曰亚谷城村，居民多以熬硝或以硫黄蘸促灯为业，自火柴行，而此业渐歇矣。(27)
楚粤铁商，咸丰年前销售甚旺。近（同治十一年）则外洋铁价较贱，中土铁价较昂，又粗硬不适于用，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西洋炼铁炼铜及碾卷铁板铁条等项，无一不用机器，开办之始，置买器具，用本虽多，而炼工极省，炼法极精，大小方圆，色色俱备，以造船械军器。土铁贵而费工，洋铁贱而得用，无怪洋铁销售日盛，土铁营运渐稀也。(28)
以吾粤论，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万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29)
这些记载虽然喜新与恋旧观感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同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是丝茶之类的农产品陆续出口。出口，意味着丝茶作为商品所体现的关系有了不同。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过一位茶商：“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但那是传统社会里易地贩销的旧式商人。在这里，丝与茶已经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了。据历年海关报告统计，中国的主要出口物中，茶叶由1871年至1873年的1022159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1 055 064公担；蚕丝由1871年至1873年的37 529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59 946公担；大豆由1871年至1873年的57 506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760 522公担；棉花由1871年至1873年的8 486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290 417公担。(30)这种变化加上国内资本主义企业日渐发展的原料需求，又带来了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杭、嘉、湖之丝，浙、皖、闽、赣、湘、鄂之茶，一时风起，蔚为大观。温丰《南浔丝市行》绘声绘色地吟咏了当年产丝的物情风貌：
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共道今年丝价长，番蚨三枚丝十两，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和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吾闻荒本逐末圣人忧，蚕桑太盛妨田畴，纵然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31)
在商贸型农业的长足发展之中，新的市镇应运而生。例如，湖北羊楼峒集3万余人加工洞茶，因茶而成市。在那些地方，“衣食之外无他求”的自给自足观念已经被商品经济所造成的现实变化冲破了缺口。但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商贸型农业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它们颠簸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起落之中。光绪十四年（1889），曾国荃在奏疏中说：“近年以来，印度、日本产茶日旺，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至华商连年折阅，遐迩周知。据皖南茶厘总局具详，光绪十一（1886）、十二年（1887）两年，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十三年（1888）亏折尤甚，统计亏银将及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32)当然，在这种交困之下是不可能有田园之乐的，它表现了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严酷的一面。
过去，我们多半是饱蘸着愤怒来写这段历史的。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苦难命运的同情，同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憎恨理所当然地连在一起。确实，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马克思曾经深恶痛绝地揭露过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又称赞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起了“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33)这也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在历史的这一段里，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之外，还应当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新旧生产方式变替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只有在新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之后才能解除。但是，这种取代过程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完成。因此，一方面是新生产方式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苦苦奋斗，另一方面是社会在苦难中颤抖不止。扭曲的历史过程使中国人不仅承受了旧生产方式衰落时的痛苦，而且承受了新生产方式发展不足的痛苦。
在这里，复杂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具体的历史过程把它同中国社会的上述变化纠缠在一起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马克思在1853年就预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4)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暴力”一词，这无疑是侵略的同义词。但他并没有用侵略和被侵略来概括全部中外关系。在他看来，旧中国的解体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这种解体是侵略带来的，并与民族侵略历史地缠绕纠结着，但它本身又不同于侵略。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共产党宣言》在论述资产阶级的时候说过：“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用这个观点来分析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可能距离历史实际会更近一点儿。
华新纺织新局
三、教会与会党
在城乡社会的演变中，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势力。
（一）外国教会。1840年以后，传教士是与商人一起东来的，但由于教士比商人更具有献身精神，因此，西洋宗教在中国登陆之后，比商品走得更远，甚至深入穷乡僻壤。日积而月累之，在中国城乡出现了十字架高高矗起的教堂和数目可观的大批教民。这种教民的社会地位很不相同：在农村，他们往往是为舆论所鄙的社会下层人物，缙绅之流几乎以异类观之，郑观应虽不失为当时开明者，但他对教民却非常蔑视：“第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者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因此，“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35)。而城市里的教徒却常有社会上层分子。法国人史式徽写的《江南传教史》中提到安徽有个叫文雅各的官员，系“翰林学士，在安徽历任要职。皖省举行考试时，他多次出任学台”。这样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人物，却在74岁高龄以后“领了两次圣体”，而且还“亲自向家人进行传道，不久宅内增添了新教友二十余人；不少病危垂死者，也从他那儿领了洗礼”(36)。城里的知识分子对西教见惯之后，即使是不入教的人，也常以平和之气作些记述。1884年出版的《津门杂记》评论耶稣教说：“其教之大旨，以昭事（示）上帝为宗本，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赎罪救灵为切要，一切戒训规条，悉合情理，欲使人人为善，诸废俱兴，有维持风化、左右儒术、救正时弊之心焉。”又说：“牧师辈皆彬彬儒雅，抑抑谦，广有见闻，善于言论，识见甚精，心思最细，如讲究理学格致诸书，多半出自传教者，精益求精，有裨实用，凡利人之举，莫不乐为之，而人世之毁誉，所不计也”(37)。这些都是好话。两者的不同，说明了封建传统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已经出现了厚薄不均。但是，中国人接受外国宗教的过程，是外在势力转为内在的过程。因此，在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又曲折交织着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交织着中西文化心理差异的矛盾，而且，还会唤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因此，与传统相伴随的是延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比较知名的，有青浦教案、定海教案、西林教案。自60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后，则反洋教的舆论和行动几如海潮江波，逐浪而起。这三十余年中有过重大影响的教案至少不下三十起。在地域上以长江流域为多，而同时也屡见于华北、西南。卷入其中的，不仅有下层民众，而且有相当数目的士绅和官吏。虽说教案总是由具体的冲突引起的，但常常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如果邪教盛行，圣道不昌，不知成何世界？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38)是以“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39)。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造成了高涨的社会动员。在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以前，被侵略者借助传统意识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感情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这种斗争的顶点便是后来的义和团运动。
着清朝服饰的西方传教士
（二）哥老会势力。这是中国社会土生土长的势力。哥老会以天地会为渊源，起名于同治年间，但是，它的发展却同湘军有着直接关系。薛福成后来说：“窃查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衍于湖广。厥后湖南营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数十万人，而哥老会之风，亦遂于湖南为独炽。”(40)他认为“会匪”来源于裁撤的营勇，其实不仅如此。1865年，曾国藩在批牍中已经说到“结盟一事，尤为莫大之患。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乏禁遏之良法”(41)。所谓“结盟”，反映的正是哥老会渗入湘军的事实。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善处功名之际，下令解散所部12万湘军；加上后来遣撤的其他系统湘军，总数达数十万之多。这批人多年转战东南，走州过府，身经厮杀，目睹繁华，已经从农民变质成兵痞了。一旦失所依傍，再要逆向重新转变为农民，实在是难乎其难。于是，他们呼朋引类，蜂拥而入哥老会，去寻求那种走东南西北，吃四面八方的生活了。而哥老会中的人们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治五年（1867），江西湘勇遣撤，湖南哥老会头目曾湘帆闻讯后，派专人到吉安散勇往来大道上“邀接”。(42)1868年，湘军霆、峻各营遣散时，湖北哥老会也有从水路“阻截散勇”之事。(43)哥老会势力因之迅速膨胀，沿着当年湘军所熟悉的长江流域，遍布于两湖到上海的城乡之间。除了这些旧日的弁勇之外，哥老会还接纳了社会变动中被抛出生活轨道的失业船工、纤夫、停漕之后的运丁，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比他们更桀骜剽悍的，还有两淮盐枭。这些品类本不相同的人们汇成一体，在19世纪后期，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社会势力。没有他们参加，长江流域那些波浪相逐的反洋教斗争和其他反抗斗争是难成气候的。但他们又是一种脱离社会生产的力量，时人往往侧目而视。
研究19世纪后期城乡社会的演变，还有一个问题须纳入视野，这就是出洋华工对国内的反馈。
早期华工多数是东南沿海的破产农民和无业贫民。因契卖或拐卖而置身异国，备尝艰苦。同治年间刊行的《救时揭要》说：
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噫！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44)
这是华侨历史的一部分。据出使英法意比诸国的薛福成估计，到19世纪后期（1890年），仅“寄寓”于英国海外殖民地范围内的华民即“不下二三百万”，南洋诸岛亦有华民300万左右。这些人在海外多从事“垦田”、“种植”、“佣工”、“开矿”起家。(45)在饱受苦辛与“侵侮”之后，他们中一部分稍能自主，或有发展，于是开始对国内有了侨汇。还有华侨投资于国内城乡事业。其时，旅美华人每年从美国旧金山银行汇入中国之银，“约合八百万两内外”，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商佣十四五万人，“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46)。这些数字作为统计是不全的，但由此可以推想当时华侨汇寄金额的大体规模。进入20世纪后，此风愈盛。这种来自海外的资金有一部分会不明不白地耗于“奸胥劣绅”的“藉端讹索”，但其多数会流入国内正在变化的经济渠道，也成为促成城乡社会演变的因素之一。
初抵夏威夷的华工
【注释】
(1)这些商埠因条约而开放，是谓“约开”。后来还有“自开”，即当局在权衡比较，审时度势之后自动宣布开放。两者之外，又有所谓“特别开放”。例如，《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地区。这一规定并没有同时包含开埠的意思，但开埠却成为驻兵的自然结果。
(2)如《明会典》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有“考顺假买办之名，杂然以金珠、宝玩、貂皮、名马进贡，帝甚以为能”的记录。
(3)《粤海关志》，卷28，夷商3。
(4)参见J.Scarth：《在中国的十二年》。
(5)《前后办理捐输情形片》，见《郭嵩焘奏稿》，15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6)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1页。
(7)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1。
(8)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上海，东方书局，1935。
(9)《盛世危言·商战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586页。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402页。
(1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6页。
(12)《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7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925～92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5)《捷报》，1874-06-13，广州通讯，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959页。
(16)彭泽益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1204页。
(17)参见上书，1212～1213页。日工资银元0.174元。
(18)参见上书，1206页。
(19)参见上书，1208页。
(20)参见上书，1218页。
(2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667页。
(22)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138页。
(24)陈炽：《种庶制糖法》，见《续富国策》卷1，32页。
(25)《致总署》，书札四，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17，7页。
(26)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871—1872，136页。
(27)《光绪雄县乡土志》，地理第十。
(28)《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肃毅伯奏议》卷4，76页。
(29)《新辑志土文录初编》。
(30)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74～7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31)《南浔志》，卷31，28页。
(32)《茶厘酌减税捐片》，见《曾忠襄公奏议》，卷29，8页。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4页。
(34)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上书，692页。
(35)参见《易言三十六篇本·论传教》，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121～122页。
(36)参见[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255～2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7)《耶稣教堂》，见张焘：《津门杂记》，卷下。
(38)《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26页。
(39)夏燮：《中西纪事》卷21，26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40)薛福成：《附陈处置哥老会匪片》，见《出使奏疏》卷上，47页。
(41)曾国藩：《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禀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凡数端缕陈察核由》，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
(42)参见《刘坤一遗集》，第4册，1642页。
(43)参见同治朝《东华录》，卷72，16页。
(44)《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6页。
(45)参见《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转引自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3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6)《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见上书，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