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1900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辛丑（1901年）是20世纪的最初一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轰然起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之中。它表现了被侵略者对于侵略者郁积已久的愤怒；同时又包含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抵抗，包含着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因自然经济分解而蒙受的痛苦；并与百日维新失败后的政局变动牵连相结。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时序中，这种爱国反帝的狂飙起落成为介于变法和革命之间的一段历史。时人称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1)。
一、三种力量
庚子这一年，有三种不同的力量挟着武器，次第发难于南北之间。
从5月开始，以黄河流域下层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高潮勃起，席卷了华北。绵延40年之久的反洋教潮流在义和团的旗帜下急遽地转向武装“灭洋”。这是一场自发的运动，“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2)。但“灭洋”成为自发运动里的自觉意识，因之而有“各处喧言：‘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3)。这种意识沟通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支配了成千上万人。于是，当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由乡村进入城市之后，便燃成燎原之火。
义和团团民
七八月间，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动会党，以图“自立军”起义。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激进者，但他又没有越出改良派的藩篱。因此，其宣言书中既有立论于“低首腥膻，自甘奴隶”的反满论，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4)的保皇论。这种矛盾，使他得到过革命派的支持，但当“勤王”成为自立军宗旨的时候，他又失去了革命派的支持。当时，康有为曾在海外预言：“我南方勤王义军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光绪——引者）。”(5)他指望唐才常用武力造成一个局面，与动乱中的北方对峙，以实现其失败了的维新变法。但唐才常以一个书生而指挥“十万游手无训练之民”，复窘于饷需，在一再延期之后，遂因事机泄漏而为清军所掩捕。各地仓猝起事，又先后败绩。他在临刑之际说：“由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6)，表现了一个维新志士为理想而死的气概。
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珠江流域领导了惠州起义。这一年夏天，港英当局目睹南北时局，曾有过策划李鸿章据两广“自立”之想，并撮合兴中会参与共事。英国人的立场反映了对抗俄国的意图；李鸿章的态度显示了洋务派在新局势下的矛盾和探索；孙中山则着眼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方政府，以谋“改造中国”。这是一种并不同道的合作。它因特定的时局而出现，又因时局的变化而流产。孙中山寄希望于此举有成，“亦大局之福”，但又“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因此，在谋求与李鸿章合作的同时，他又派“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7)。于是，在李鸿章奉诏北上两个月25天之后爆发了惠州起义。它以历时半个月的血战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之后，因“外援难期”、粮械失继而溃散于围攻之中。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偕陈少白（左）、郑士良逃亡日本，抵横滨后断发改装合影
武装“灭洋”，武装“勤王”，武装革命。不同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相近的时间里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操刀一割，为自己和中国寻找出路。暴力手段是改造社会的最后一种手段。当众多的人们呼唤这一手段的时候，中国社会便陷入了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境地。
在这三种力量中，自立军起义保留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内容，又以自己所付出的大量鲜血表现了不同于戊戌年间的新面貌。它在长江流域造成过相当的声势，将富有票“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綦伙，势力日渐膨胀”(8)。这种声势，反映它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在当日的中国并没有丧失号召人心的力量。但是，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变法改良毕竟已经越过了自己的历史顶峰。在19世纪末多变的政治风雨中，它的鲜艳色泽正在消褪和淡化。因此，自立军慷慨一击，显示了改良派在戊戌喋血后的再起，但并未形成牵动全局的浪潮。孙中山组织的惠州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满清王朝的第二次暴力冲击。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还没有突破历史的临界点。一个西方传记作者曾这样描写孙中山：在1900年下半年，“康有为已不理睬他，梁启超背叛了他，李鸿章仍不想和他拉关系，刘学询继续捉弄他，自立会不买他的账，哥老会出卖了他。卜力爵士曾在香港为他开了门，但张伯伦又把门关上。日本的骗子使他损失了军火，而正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东京政府却将他弃之不顾”(9)。密谋和流亡生涯使孙中山在世人的传说和曲解中显得面目不清。因此，惠州起义的硝烟升起在广东一隅，又消散在广东一隅。与这两种力量相比，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则是影响全国而震撼中外者。民族危机成为一种凝聚力，它引导了没有人引导的散漫小生产者，使旧的社会力量中深沉蕴藏着的民族斗争精神喷薄而出。在这个过程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意识通过正义的行动奇特地表现了自己的活力。
这三种不同的力量用武装斗争结束了19世纪的历史，迎接20世纪的历史。
二、义和团的社会相
自清末以来，论义和团源流，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义和团衍生于八卦教之一的离卦教，而八卦教出自白莲教，因此，“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此说最早见于劳乃宣所著《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二）义和团由团练组织变化而来。国外持此说者尤多。（三）义和团起于论拳习武的民间秘密会社。三者之分歧，以论史的困难说明了义和团组织的复杂性。义和团的本来面目就在于这种复杂性之中。
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这是下层社会的一种特色。义和团以大刀会（金钟罩）、红拳、梅花拳、神拳为前身，其成员多系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黄河一带拉船为生者、渡口撑船者、排水为生者、赶脚驴者、木匠、修伞者、厨役、卖烧饼者、卖馍馍营生者、贩卖笔墨者、卖竹筷者、卖红烟者、卖水烟者、习染坊生意者、开铁铺者、开客店者、已革粮书、营勇、文生教读者(10)，还有众多饥民。因此，它不会不带有秘密会社的印记和色彩。
义和团的旗帜之一：龙珠长方旗
义和团所活动的地区，是八卦教有过重大历史影响的地方。在它和白莲教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或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自然的。这种渊源，又使义和团与教门有着相似相通之处：“如欲赴某村讹抢，则分送传单，先期征召。迨齐集后，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沓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临阵对敌，各插一小黄旗，又以红黄巾带，裹头束腰，胸际佩黄纸符；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着黄袍，背负神像，其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谓无前。”(11)
但是，义和团并不是教门，也不是秘密会社。它激烈而又执著地反洋人、反洋教，以此把自己同下层社会的其他组织区别开来了。当民族矛盾激生的爱国主义使义和团成为一场反帝群众运动的时候，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原始形式。
在义和团之前，曾多次出现过“平英团”那样的反侵略场面。这是枪炮逼迫下直接触发的反应。它们用武装的反侵略对抗武装的侵略，以阻止异族进入中国社会。在这里，民族的对抗同时又表现为内在之物与外来之物的对立。但义和团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城乡各个方面之后爆发的。它所抵抗的，是一种渗入自身，而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在这里，外来的东西一部分已经内在化，一部分正在内在化。比之枪炮的逼迫，后者无疑要复杂得多。洋教是一个突破口，由此宣泄出来的仇恨包含着多重历史内容。
其一，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结着经济意识。李大钊在庚子后二十年说过：义和团对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12)。1840年以来，西方的大炮运来了西方的商品和机器。在商品和机器的背后，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们楔入中国社会，使自然经济在万般磨难中一点儿一点儿被撕裂；又以外来的资本主义催发了民族资本主义。这种演变体现了沉默的历史必然性，但对中国来说，它首先又是民族战争失败所带来的结果。因此，近代经济改组的过程，触目皆为来自西方的机制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来自西方的轮船火车夺走了船夫、纤夫、脚夫、驿站夫、水手、店员的饭碗。“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13)据袁昶估计，庚子前后，仅顺天府属州县的穷民之中，“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即在4万人以上。(14)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说，这个过程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但原始积累的血污同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掠夺又是合一的。成批成批的小生产者在这个过程里破产失业，困苦无告，生计堵绝，不仅反映了旧生产方式解体时的历史阵痛，而且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外来压力下的窒息。比之前者，后者更易为直观所见。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15)，正倾泻了小生产者断了生路之后的发指眦裂之恨。这种忿恨酿成于饥饿和血泪之中，但这种忿恨所包含的愿望又与旧的生产方式连在一起。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洋人洋物，于是，所有的外来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以排外主义反帝，波及轮船、铁路、电线、机器、洋学堂、洋装书、洋话、洋服。这种斗争方式，既表现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民族感情，又寄托了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的本来愿望。
晚清织布女工
晚清东北天主教教堂
其二，“仇教”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近代中国，洋教比商品和大炮更多地输来过“西学”，并以此影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曾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之一。但作为一种外来之物，它本身又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然相悖的。上帝至尊的教义及其对多神观念和祖先崇拜的排斥，不仅触犯道教和佛教，而且直接践踏了儒学真义；形成于西方民俗和历史中的布道、洗礼、忏悔仪式，在具有另一种民俗和历史的中国人眼里却是全无神圣意义的伤风败俗之举。两者之间，横隔着几千年岁月沉积成的不同文化心理。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明乎此者，他以附会儒学而取得了那个时代洋教入中土的成功。但近代传教士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有着不同的怀抱。19世纪40年代初期，一个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传教士在书信中描绘了“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陷落”的场面，而后踌躇满志地说：“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士，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6)他的话显示了一种汹汹之势，同时又反照出中国人目睹洋教逼入而产生的屈辱感。于是，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便成为教案史。一面，是传教士自觉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为敌：“吾非除旧何由布新？将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17)在“兴”与“毁”的冲突中，洋教成为一种政治化的力量：“遇有交涉之案，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票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复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专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申理。”甚至“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18)。政教分离对于政教合一的否定，曾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之一。然而，欧洲资产阶级在中国却为教会争得了世俗权力。另一面，是传统文化下的中国民众对洋教日益增长的痛恶：“见自父祖以来素所敬奉悦服之事，素所目为甚美可愿之端，一旦被外国男女学语未成，嘲弄侮詈，其一腔怨恨洋人积火，自尔有触斯然，不可抑遏”(19)。痛恶的过程，又是以得自传统的观念去揣想被痛恶者的过程。庚子年间，拳民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辨，以为人腊。遇粤之荔支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詈西人，暴其惨酷”(20)。当西什库教堂久攻不能克之后，民间又盛传“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21)。这一类记述，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敌意，而且反映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猜度。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说过：30年前，S城常有人谈论洋鬼子挖人眼。一个女工还“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然后他冷峭地指出：在S城，腌渍白菜是一种习惯；而眼光娘娘神座前挂着布制眼睛，“则正是两头尖尖，如小鲫鱼”一般。(22)30年是一个约数，其实，他所分析的正是义和团运动临近时期社会心理的一面。洋教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政治化，使反洋教斗争具有无可怀疑的反侵略性质。但这种反侵略性质又正是通过传统文化的自卫和排他而表现出来的。
其三，民族危机刺激下的“灭洋”意识。《马关条约》后数年，康有为曾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血诚一呼再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23)刺激了康有为的东西，也同样刺激了下层社会中人。比之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变局”，这个时候的中国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遇的危局。列强竞相划分势力范围已成迫来狂潮。他们强暴地打破了闭塞，并使闭塞中的人们直接面对着他们的强暴。“自台湾之割，日人淫虐残贼，民不堪命；德之在胶州；英之在九龙；俄之在金州、旅顺行径略同，皆使人无男女之别，身家不保，而税又奇重。胶州之洋兵，挖剔先贤仲氏眼目，碎毁圣像，百姓饮恨吞声，痛入骨髓。”(24)民族矛盾的激化促成了民族对抗意识的强化。于是，“灭洋”作为一个口号引人注目地同时出现于中国南北，表现了民众的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的深化。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之前，民众的自发认识并不能产生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个口号已经超越了个人命运、家族命运、乡土命运则是一种明显的事实。瓜分狂潮起于胶州湾事件。山东首受巨击，也因之成为风暴的起点。“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借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下流社会尤为急烈，以恨德人者推展而及所有之欧洲人”，“而以仇视欧人，乃并与欧人接近者亦仇视之”(25)。因之而有“义和拳会名目树旗起事，以‘扶清灭洋’为名”，百姓“云集响应，所在蜂起”(26)。蔡锷后来说：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27)
他所说的北方诸省“轰然而爆发者”正是指的义和团。他并不赞成义和团，但他纵观历史，正确地指出了义和团是外族凭陵之下不愿为亡国之民者用自己选择的方式直接诉诸行动的结果。
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正义性，又决定了这种正义斗争的历史局限性。瞿秋白曾指出：构成义和团主要成分的“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28)。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所以，传统观念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意识。日本人佐原笃介辑《拳事杂记》一书，收录有义和团运动期间衡州“拳匪”代拟的“和约”一件，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料：
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概作废。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口者，不准驶出。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五、将总署交还中国。六、康有为回国治罪。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十、俄罗斯将大连湾交还中国。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办理。十四、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许进京。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二十、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合应加倍收税。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兵官，方准入口。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29)
作为朝廷“和约”，这是一件伪造品。但作为历史材料，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制造者的思想。在这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是同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连在一起的。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内容。当旧式小生产者自发地充当民族斗争主体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又代表传统。矛盾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定性的体现。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社会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
义和团破坏铁路和电线
于是，义和团运动的民族英雄主义便历史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外观：
习拳者持咒面东南方，三诵而三揖，即昏绝于地。顷之手足伸屈，口作长歔，一跃而兴，舞蹈不已……（其咒文有）“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30)
（红灯照则）皆处女为之，亦安炉奉香。每出行，数十为群，左手执帕右执扇，皆红色，拦街舞蹈，若跑秧歌状。前后以黄衣力士护卫，遇行人必使面壁长跪，俟其过尽乃行。其附体之神，则有樊梨花、穆桂英、张桂兰、刘金定等类，亦摭自说部。(31)
以神道为武器，显示了群体的愚昧，但却是当时的纪实。进化论虽东来，然而多数中国人所熟悉和信仰的还是孙悟空、黄天霸之类。在经济落后的北中国尤其如此。民初文人罗惇曧说：“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中常见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酝酿百年以来矣。”(32)指出愚昧并不是为了嘲笑愚昧。万千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汇聚在神道观念之下，手执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勇敢地对抗帝国主义的火炮快枪，在这个过程里，愚昧会升华为悲壮。
红灯照
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一样，同是民族矛盾激化促成的事变。但就中国社会的新旧嬗递而言，义和团运动的落后一面又正是戊戌以后的一种历史回流。庚子年间流传的一件揭帖，把怒恨“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列为“上帝今有七怒”之一(33)，表达了拳民对新党的憎恶。从这种憎恶中产生的“一龙二虎三百羊”之说，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备受反封建的美赞，但其实是“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34)。与光绪并列的李鸿章、奕劻、康有为，尽管品类不一，却多是用夷变夏的人物。据《庚辛记事》：“奕劻见时事不可，面奏太后，请力行新政。太后曰：‘吾自有我家法度，何必多言！’奕劻默然而罢。”(35)而留学生秦力山“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结果，“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36)。义和团因反洋人、反洋教而旁及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排满者，一概视为异类。保定地区的拳民更推而广之，“又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逃出者无几”(37)。南人之可恶，在南人之近洋。
19世纪40年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在民族战争失败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在这个命题里，反抗西方的侵略与学习西方先进事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以其所包含的时代内容而代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方向。20年后，地主阶级分化出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发起的以“洋务”为内容的自强新政；50年后，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大夫及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维新变法，虽因其当事者的不同社会背景而不可同日而语，但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这种统一。于是而有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艰难变革。19世纪40年代、60年代、90年代因之前后相接，成为新陈代谢的三个历史环节。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会本能地守护两千年来已经陈腐的固有之物。后一面正是排外主义的内在之义。除了个别例外，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义和团的评论皆多持贬意。这种贬意包含着明显的偏见，但又并非全是偏见。《中外日报》在当年9月曾论曰：“夫人之所以笃信团匪者，曰以其能扶清也，以其能灭洋也。夫以吾辈居中国之土，为中国之人，岂不愿中国自强，使食毛践土者，亦蒙其庇荫，而不为外人所藐视。然欲强中国，亦自有道。”“揣若辈之意，殆谓所谓洋人者不过六七公使，数十商人，数百教士云耳。所谓东西洋各国者，不过区区数岛云耳。苟其一鼓作气，聚而歼旃，使欧美诸人之足迹，永不复见于中国，而后可以复大一统之旧观，而后可以遂闭关独立之夙愿。”(38)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它们区分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时代内容，并显示了历史的多面和错杂。
义和团同侵略军作战
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表现了旧式小生产者在民族自强和近代化变革的重合交织面前所产生的迷惘。这种迷惘又决定了他们会同地主阶级中的最顽固者发生感应。一个目睹过庚子之变的官员在书稿中记述说：
初，戊戌上听康有为言变法，擢用新党。甫创事，诸王大臣皆惧，构为蜚语，惑慈听。于是太后复出听政，立诛新党数人，捕有为及其徒梁启超。有为走英，启超走日本，皆庇焉。遂与王大臣等谋废立，以上有疾颁示天下……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请，不可已，遂入诊。审辨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于圣寿无虑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为至日本，与启超为《清议报》，则讥宫闱无所讳。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己亥冬以李鸿章为粤督，谋诛有为等。鸿章至粤，不报，久之，乃奏言有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是冬谋废立益亟。……乃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载漪嗾各公使入贺，因以觇所向。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尤惭忿，日夜思所以报，而山东义和拳时已浸淫入畿辅。(39)
于是有“太后与载漪谋，欲藉（义和团）以遂所志”的局面。这里叙述的栩栩细节未必全部得自所见，但证以别家记录，它所描绘的前因后果和当事者的种种心理却是相当真实的。旧党人物藉义和团“以遂所志”的结果，造成了使人目迷的历史复杂性：在四次御前会议之后参加戕杀公使、围困使馆、攻打教堂的团民和士兵身上，当权旧党的仇外之心和他们自身的灭洋之志已发为一种浑然共鸣；而这个时候出现的“龙团”（驻端邸）、“虎团”（驻庄邸）、“仙团”（驻大公主邸）(40)诸种名目，则留下了天潢贵胄们曾经信仰过神拳的确凿事实。当时的舆论“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41)。就西太后和载漪来说，确乎言之有据，曲尽其态。但就多数旧党人物论，他们之借重义和团却未必全部出于私仇。有个名叫左绍佐的刑部郎中曾在一封信中自述：“佐生五十有四年，目睹洋务之坏，幽忧愤郁，以迄今日。幸得逢圣武天断，为匹夫匹妇复仇，豁然如沉疴之得苏也，此本朝臣子吐气之时，千载一遇也。”他的话表达了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积愤。这种积愤攀附于民族感情，但又代表着极端的顽固：“往者丁日昌、郭嵩焘，敢于著书以夸大洋人，曰船坚，曰炮利，天下习而风靡，士大夫以能诵言洋人之强，自号为知时务。降而康有为之党，乃至菲詈中国先圣帝王以誉洋人，而变法之议，交哄而不解。佐每览丁郭二人之言，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是人者，其棺与尸可剖而戮也！”他鄙视以船坚炮利称洋人者，但他又找不到一种对抗船坚炮利的现实力量。因此，为一伸积愤而信仰超自然的力量便成为他的心理归宿：“今之义民，真吾赤子也，真吾先家之令子也，佐初闻亦不信，逐日推求其理，考其行事，真有神奇不可解者。”“神兵之来，理之所有，所谓天之所助者顺也，抑亦我圣祖在天之灵，有以监而临之耶！”(42)比之个别人物的私仇或心术，这种从顽固走向迷信的过程更真切地反映了19世纪末年守旧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以理学自命的大学士徐桐，曾在书赠义和团大师兄的一联中发舒情怀：“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43)。“攻异端而正人心”和“仗神威以寒夷胆”的前后对应，于赞颂拳民之中，表露了理学“圣道”与义和团“神道”之间的内在联系。“客或说桐曰：‘拳民藉妖术以图一逞，宁欲倚之以平寇耶？’桐曰：‘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耳。譬彼治疮，以毒攻毒，疾且瘳矣。’‘然则中堂能保拳民之必胜乎？’曰：‘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44)士大夫阶层是垄断知识的劳心者。他们的非理性化，既反映了传统社会在民族矛盾面前的倔强和不屈，又反映了传统社会无可救治的没落。庚子年间与徐桐齐名的刚毅、毓贤、李秉衡辈，在当日的官场中多非污吏。他们有救国之心，但他们的救国之心又寄托于用封建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群起一决之中。从“挞伐”教士、公使到八国联军逼入下的车驾“西狩”，其间不过几个月之久，由救国而误国是一种悲剧。这是一代顽固士大夫的共同悲剧。因兵败而自杀的李秉衡留下过一首诗，叙写了内心的悲怆：
战和两事都无据，一死聊酬高厚恩。
白发孤臣满腔血，朝朝洒向蹈和门。(45)
三、庚子事变的最后一幕
为革命而断头的鉴湖女侠秋瑾，曾在《精卫石》弹词中说：“（义和拳）闯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46)她省略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因，使人意犹未足。但她说出了两个历史事件在递接中的联系。侵略激起了反侵略。前者代表了横暴，后者代表了义愤。然而，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义愤又常常成为新的横暴的导因。这种矛盾决定了近代百年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庚子七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疏中说：“窃查此次战事，由于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烧杀，致酿大患，各国亦以剿匪及保护商民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47)东西各国之“合而谋我”并非自庚子始。但“合而谋我”见诸八国联手嘬兵兴武却是借“保护商民教士为词”的直接结果。于是，从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开始，中国便面临着19世纪最后的一场民族战争。
不同的阶层和人物在八国联军攻势面前表现出来的不同情态，构成了庚子事变的最后一幕。
义和团在老龙头火车站同日、俄侵略军作战
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众群体，义和团曾以血肉搏枪炮的气概显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中记叙了1900年6月2日夜间发生在天津火车站的场面：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号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
他们中有一位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一群团民径直向我们连冲过来。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
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
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48)
一个月零三天之后（农历六月初九），发自威海卫的电稿又报道了当地义和团“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49)的事实。他们在从容赴死时走过的血路是岁月所不能磨灭的。但是，作为下层民众自发的松散群体，义和团所造成的浩大声势又不能不在激烈的军事对抗和迭速的失败之中渐趋解体。据当时人所记，8月上旬（农历七月中旬），京津之间“尽系团匪踪迹”(50)。但天津陷落10天之后八国联军即攻入北京。而40年前英法联军走完同一段路程，曾足足花了1个多月之久。这种对比说明：在短时间内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的人们，在短时间内正在向四面八方散去。至北京失陷前两天，“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51)。溃散和退却，既是缺乏统一领导和统一组织的结果，又是枪炮打破神道的结果。它与众多团民以血肉搏枪炮的一面同样真实。两者的共存，反映了旧式小生产者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优点和弱点。在此以后，各地民众的分散抵抗还时有所见，但它们毕竟已是一场大规模斗争的袅袅余音了。
“艰难百战谁分谤，一夜寒星落大营。”(52)淮军宿将聂士成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并被守旧士人称为“专攻义民以护洋人”(53)者。但他指挥的军队与八国联军数度恶战，“西人谓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54)。当联军逼近天津的时候，他因忿恨义和团“四处焚掠”，“倡灭洋以酿祸启衅”而屠戮团民，“击杀千余人”。团民则“愈恨，乃乘其与洋兵苦战时，拥其家属眷口而去”(55)。在深重的外患面前出现这种局面，深刻地说明了庚子年间中国社会矛盾的重重交错，但是，在深重的外患面前，聂士成又以免胄赴敌，“腹裂肠出而死”的结局，与百千死于联军炮火的义和团团民表现了同样壮烈的民族精神。他生前，一班京官正以“西沽炮台士成得八十万金，卖与敌人”(56)的罪名诬劾之。他死后，“朝旨并不优恤，惟责以调度掣肘，伤身误国，死不足惜而已”(57)。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死得其所；作为一个封建臣子，他又死不瞑目。
与聂士成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被旧党倚为长城的董福祥。“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于是徐桐逢人称誉，以为他日强中国者必此人。(58)其实，董福祥所指挥的甘军，杀掉的不过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Akira Sugiyama）。他曾以1万多人的军队围攻使馆，以见其“能杀洋人”的勇敢。但在数百名外国武装面前相持近两个月而卒未能下。至天津失陷，董福祥奉命率兵拒敌。结果，“杨村一败，乘势直奔，一气而返京师”(59)。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炮声震天，福祥率溃卒出章义门走”(60)。《高枬日记》录有当时的两首民谣：“二月街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就怕董福祥。福祥足，两头峭，先杀鬼子后拆铁道。’至今又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最恨董福祥。福祥足，跑得快，未曾开炮就先败’”(61)。可谓描画都尽。
曾任美以美会汇文书院教习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是当日使馆区中的被围困者之一。作为一个教民，他被时势抛入了一种无可选择的境地，“乃与各国官民筑垒共守。百余日，昼夜环伺，精神疲倦，肠胃饥渴，死者白骨暴露，生者黄颜疲脊”。作为一个被围困者，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际，他与周围那些口唱阿利路亚相庆的人们一样，同有“数月苦毒，一旦尽释”之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他目见西方人“拥大炮升城，对内廷直打”的时候，又悲从中来，掩面而泣。这是一种家国之哀：“我辈食毛践土十余世，世受国恩，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今睹此变，煤山以前，何堪设想。回忆数月之苦毒，未有若是之甚也。”(62)这种家国之哀表述了一个自称为“耶苏人”者的民族感情。但在庚子年间的中国，他与具有同一种感情的义和团民们却心不相通地成了敌对者。联军入京之后，“因洋人得志，奉教之人狐假虎威”(63)是屡见于记述的事。教民之不同类，正说明了教民中的别有肝肺者并不全是西方宗教熏陶出来的产物。就其实质，他们正是外在的侵略势力积六十年渗透、楔入而在中国社会内在化的结果之一。
被八国联军炮火摧毁的北京正阳门
在八国联军的炮口下，北京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居人盈衢塞巷，父呼其子，妻号其夫，阖城痛哭，惨不忍闻。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积。”(64)但当北部中国陷入民族战争兵燹之中的时候，南部中国却在“中外互保”下依然一派旧景。“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人物与西方各国合作以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它保全了西方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并因此而成为一场反帝爱国斗争的对立面。英国人之首先热心于“互保”，其原因盖在于此。然而，南方督抚们起劲地致力于“互保”，又包含着审时度势之后的用心。张之洞说：“京畿骤乱，开衅各国，沿海震动，各国窥伺，沿江若稍有纷乱，洋人必入倨长江，自为保护，东南非我有矣！”所以，“彼此处于镇静，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65)。他是“互保”的作始者之一，无疑，他所表达的保全疆土之心应当是有代表性的。“东南互保”的这种两重性，使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两重影响。一方面，它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另一方面，它又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军队。最后，随着守旧的王公、亲贵、官僚在外来压力下的崩碎，洋务人物又一次进入了王朝的中枢。于是而有20世纪初年的“新政”。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说明：当道义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但是，在庚子事变的枪炮沉寂以后，自胶州湾事件以来的瓜分狂潮也失去了其滔滔势头。这种转向是多种原因的结果，而列强之见及“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66)，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它反映了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忌惮。由是，“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67)。
瓜分狂潮的转向避免了中国社会在肢解中沦为殖民地，但民族战争的失败又急速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四、半殖民地的深化
《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量变中有局部的质变，过程因此而显出了阶段性。庚子和辛丑之交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半殖民地的深化在这里表现为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它意味着旧式的民族反抗和斗争已经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这种变势，集中体现于《辛丑各国和约》的12则条款和19则附件之中。概而论之，大约有四个方面：
（一）武力震慑下的变化。辛丑以前，列强已经割去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但外国合法地驻兵于中国国土则自《辛丑条约》始：“各国应分自主，当驻兵队护卫使馆，并各将使馆所在境界自行防守。”这是列强对上一年甘军与义和团围攻使馆的直接回报。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武装化的使馆区。它具有租界和附属地所具有的一切行政、警察、土地、司法权力，并以“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的规定显示了比租界和附属地更露骨的侵略性。在同一个理由（保护使馆）下，中国被迫撤除了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出海口之间的军事据点，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酌定数处留兵驻守”(68)。这无疑是使馆区的一种遥遥延伸。对于列强来说，驻兵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数量，而是在于权利。在这种权利下，东交民巷的大炮注视和监督着紫禁城，象征着条约制度的权威和中国的国将不国，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到了这个时候，“它（中国——引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69)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公使驻京曾是英法联军北上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当时西方人的凶悍侵略中还不自觉地包含着近代外交观念与中国夷夏之见的历史对立，那么，辛丑以后产生的公使团（外交团）则已由外交代表而成为内政中的一种强力。它代表了列强的集体意志，并因此而左右中国社会的政潮起伏。1918年，陈独秀写过一则随感录，其中说：“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利（厉）害吗？”(70)这虽是辛丑之后十七年的事，但却是辛丑以来武力震慑下的变化之一。
《辛丑条约》签订情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班列六部之前”的外务部，是这个时候列入和约的中国政治机构嬗变。这种嬗变不无新旧代谢的意思，然而它的实现又是战败之后外力强逼的结果。因此，新旧代谢同时又表现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更深的沉沦，梁启超在几年前预言过：“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71)，以辛丑而思戊戌，他的话不能不算是一种言中。
（二）经济制裁。《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款多达白银4.5亿两，加上39年期限中应付的年息，总数在9.8223亿两以上（在时势变迁之后，因种种不同原因，中国对各国的赔款或减免、或停付。因此，庚款的实际总额小于此数），若再加地方赔款，则逾10亿。由于支付须用外国货币，又逢银价连年大跌，中国在折算中不得不承受数额之外更多的损失。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其一，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厂矿共有549家，其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者，不过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赔款最后减免或停付为止，中国历年所付白银已达6.5237亿余两，折合银元近10亿。以此量彼，可以见巨量资金流失之下民族经济生机被压抑的程度。其二，据当时各国调查，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亿两，而支出则需1.1亿两。户部奏议说：“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而和议既成，赔款已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72)这是一种真实的两难之境。“竭力支持”不过是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压力：每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又分摊入州县，州县复分摊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结果是丁粮加派和旧税愈重、新税愈多，以至“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73)。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庚子赔款之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正如英国驻汉口的代理总领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所说：“赔款须向全国征收，但由于祸乱所及各省已被联军洗劫一空，实际上这些省应出之款项仍须由那些忠诚的，并已付出自己份额的省份来额外负担，这样就使人们更加憎恶外国人”(74)。另一个结果则是抗捐抗税的斗争成为民变主要内容之一。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们促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猛烈一击准备了某种现实的条件。这两种结果，都显示了经济之转化为政治，影响了社会，影响了历史。
（三）严刑惩凶。庚子事变后，战胜的列强多次指名索取人头。于是而有惩治首祸诸臣的条约明文：“上谕内及日后各国驻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须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严惩，以蔽其辜。”(75)这些人曾是西太后的同道者，但在外国人的意志面前却变成了刀俎上的鱼肉：
端郡王载漪，先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复革去爵职，暂交宗人府圈禁，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次又改发新疆，永远监禁，末复定为斩监候，因属懿亲，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
辅国公载澜，先议处停公俸，降一级调用，复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末复定为斩监候，因属懿亲，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
庄亲王载勋，先革去官职，复交宗人府圈禁，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末复赐令自尽。
怡亲王溥静，先革去官职，复交宗人府圈禁。
贝勒载濂，先革去官职，复着闭门思过。
贝勒载滢，先革去官职，复交宗人府圈禁。
大学士徐桐，定为斩监候。因已殉难自尽，业经革职撤消恤典，故免再议。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因已病故，追夺原官，复定为斩立决，因已故，免议。
刑部尚书赵舒翘，先议处革职留任，复定为斩监候，末复赐令自尽。
吏（应为“礼”——引者）部尚书启秀，先革职，复照会各国，交回正法。
前刑部尚书（应为侍郎——引者）徐承煜，先革职，复照会各国，交回正法。
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先议处降二级调用，复革职定为斩监候，末复赐令自尽。
山西巡抚毓贤（前任山东巡抚），先革职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复传旨正法。
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定为斩监候，因已殉难自尽，业经革职撤消恤典，故免再议。
甘肃提督董福祥，先革职留任，复即行革职。(76)
这些人是首祸之品位最高者。诏旨屡屡更改而处分逐渐加重，正说明了没有人能够抗拒外人的咄咄相逼而挽救他们的命运。顽固官僚代表了中国社会最落后和最腐朽的一面。他们在庚子年因顽固而杀人，以“乘机诬陷，交章参劾”致不同政见的袁昶、许景澄和联元、徐用仪、立山于大辟(77)；在辛丑又因顽固而被杀被戍。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并不是值得惋惜的人物。但由列强指名惩处这些人，并通过惩处这些人以儆其他人，却是民族的耻辱。近代百年之中，成批成群的高官因外国人的勒逼而受“尽法严惩”，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克林德
（四）心理征服。心理征服的目的是摧毁民族精神。其一，按照条约规定，中国派亲王载沣赴德国，以谢公使克林德（Klemens August Katteler）被杀之罪；派亲贵那桐赴日本，以谢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之罪。并在克林德“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辣丁、德、汉各文列序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78)。据一个西方人说，建造这座碑坊花费了白银36万两，其壮丽程度超过了皇宫牌楼。(79)但对每个走过这座碑坊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壮丽并不是景观，而是沉重的压抑。其二，在“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各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80)。旧式士类是传统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精英人物，并因此而常常成为反洋教潮流中的自觉者。停止文武考试五年，显示了熟知中国社会情状的外洋诸国对这部分人的精神压服。“彼以为中邦人士夙重科名，以此示惩，可为大戒。”(81)士人以科举为生计。因此，这种压服以夺其出路而深中痛处。然而，时移势易，“停限未满，而停止科举之议，且由邦人倡之”(82)。在庚子事变六年之后，由洋务派发议而实现了维新派的主张，旧式士类自此而趋解体。这种变化又是压服者始料所不及的。其三，朝廷“永禁军民人等入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83)。作为政府禁令，它同庚子年间高谈“民气”的庙堂议论正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从后者到前者的转变，说明了以顽固抗外人者在顽固被压碎之后的完全屈服。
随着庚子事变的过去，由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在震荡中的解体便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
临朝“训政”的慈禧太后
自道光后期以来，清王朝曾在抵御外侮的旗帜下领导过多次民族战争。这是一个对抗和失败交错的过程。多次失败导致了屈服；多次对抗又表现了逼来之势面前的不甘屈服。两者交错，反映出晚清当局者在19世纪后60年民族冲突里的矛盾心态。庚子与辛丑之交是一个转折点。1902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过前此两天西太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其叙述颇能传神：“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84)“后悔莫及”像是一种反思，但由此产生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表达的则是奴颜和谀态。这种奴颜和谀态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在她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西太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因此，奴颜和谀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联军入京之时，京官朝贵中众多人“相率户前挂某某国顺民旗”，“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85)。这种景象是庚申之变时不可能见到的。据时人记述：在德军所驻守的顺治门外一带，“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德长胜’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义诸界亦莫不皆然”。记录其事者愤慨地评论说：“彼外人讵能解此华文为歌颂之义，而丧心亡耻一至于斯”(86)。“丧心亡耻”刻画了道德自命的士大夫阶层在国难临头时的道德沦丧。但透视道德沦丧，可以看到的则是两千年历史和传统所孕结的精神支柱在分崩离析时产生的无所依傍和茫然自失。这是道德蜕变背后的深层内容。它不仅影响了士大夫群体，而且影响了其他社会阶层。有人曾对北方下层社会比较而论之曰：“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至联军入后，则风气一变而为“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袴，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憙”(87)。要估计下层社会中这类人所占的比例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他们的存在却与士大夫之媚外者一样，同是确曾有过的事实。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提到过民国初年北京的一个包车夫。他曾是一个义和团，但其时则已成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了，“房里供有耶苏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为什么改信宗教，回答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88)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外达到了高峰。在它失败之后，则是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旧的社会力量作为反帝斗争独立主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梁启超说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89)。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曾是一道抵抗异族入侵的长城。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之后，它又成为民族精神中陈旧的一面。庚子辛丑之间，陈旧一面的解体，同时又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90)于是，“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91)。革命代表了民主共和对封建专制的历史否定。但革命在20世纪开始之后成为时代的主流则又是救亡所唤起的新的民族觉醒的结果。
【注释】
(1)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4)《记自立会》，见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2～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5)《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同上书，22页。
(6)《自立会始末记》，同上书，10页。
(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46～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8)《自立会始末记》，见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9页。
(9)[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
(1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见《李大钊文集》，下册，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盛世危言·纺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715页。
(14)参见《乱中日记残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47页。
(15)《天津一月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146页。
(16)《中国与十字架》，见张力等：《中国教案史》，263～264页。
(17)[英]宓克撰，严复译：《支那教案论》，28页，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本。
(18)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6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张文襄公全集》，117、30页。
(19)[英]宓克撰，严复译：《支那教案论》，30页。
(20)转引自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31页。
(21)阵恒庆：《清季野闻（节录）》，同上书，下册，637页。
(22)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1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65、166页。
(24)左绍佐：《悟澈源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32页。
(2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4～45页；《胶州事件》，《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80页。
(26)刘福姚：《庚子纪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22页。
(27)《军国民篇》，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1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8)《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见《瞿秋白选集》，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59～260页。
(30)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33页；《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46页。
(31)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34页。
(32)罗惇曧：《庚子国变记》，1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
(33)参见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1页。
(34)罗惇曧：《庚子国变记》，4页。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24页。
(36)《秦力山事略》，见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241页。
(37)《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61页。
(38)《论中国欲自立宜先求开民智之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211页。
(39)李超琼：《庚子传信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07～209页。
(40)参见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25页。
(41)《综论义和团》，同上书，196页。
(42)左绍佐：《悟澈源头》，同上书，230～233页。
(43)《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56页。
(44)《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506～507页。
(45)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选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46页。
(46)《秋瑾集》，1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4530页，中华书局，1984。
(48)[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9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49页。
(50)《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72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31页。
(52)《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89页。
(53)左绍佐：《悟澈源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34页。
(54)《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7页。
(55)《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7页。
(56)《驴背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90页。
(57)参见《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8页。
(58)参见《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56页。
(59)《综论义和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58页。
(60)李超琼：《庚子传信录》，同上书，219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173页。
(62)《庚子北京事变记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432、431页。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47页。
(64)刘福姚：《庚子纪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225页。
(65)《张文襄公全集》，卷160，12、15页。
(66)瓦德西语，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67)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62页。
(6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1页。
(69)[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册，383页。
(70)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1册，4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社，1984。
(7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8页。
(72)1901年9月28日户部奏，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见张力等：《中国教案史》，606页。
(73)《宣统政记》，卷11，24页，石印本，沈阳，辽海书社，1934。
(74)[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0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7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0页。
(76)《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63～64页。
(77)参见《拳变余闻》，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66页。
(7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0页。
(79)参见[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44页。
(8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0页。
(81)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17页。
(82)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117页。
(8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一），981页。
(84)[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18页。
(85)《庚辛纪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32页；狄葆贤：《平等阁笔记（选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66页。
(86)狄葆贤：《平等阁笔记（选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667页。
(87)《拳事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89页。
(8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55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
(89)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50页。
(90)《宝刀歌》，见《秋瑾集》，82页。
(91)《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8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