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之于社会，如燕鹊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革命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1)，变旧质为新质；改良则是以渐进的斗争形式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它们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矛盾对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
一、相互交替的两个历史阶段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齐涌来，形成为政治实力，更是如此。1894年至1895年间，北洋舰队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设想也被击得粉碎，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思潮便形成一股富有朝气的政治力量出而领航了。他们通过“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把旨在“变政改制”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活动起来，组织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在甲午战争的民族灾难中成立的兴中会和强学会，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以改良为依归；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它们揭出了革命与改良两面大旗，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
1897年秋，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合影
同时登场的这两股新的政治力量，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变化，新旧递嬗的逻辑决定了它们各有其自己的时代。从1895年5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的几年间，改良派被时人看作“新党”，其变法活动以北京、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为枢纽，有风靡全国之势，确曾给人以开创局面、迎接富强的希望。那时的兴中会仍只是在海外华侨中和港粤之间联络，且被士流目为“乱党”。即便是到了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也不过是南海一隅闪电式的一击，并无全局性影响，显然居于次要地位。
改良派在甲午战争之后跃登历史舞台，其思想渊源和斗争趋向，是由战前30余年的改革思潮发展而来，也是由对洋务派的批判和发展而来。洋务运动中与顽固派相峙的洋务派，虽不完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形态和性能，但洋务思潮的掀起和失败，在上层社会引起波动，为戊戌维新准备了现成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规定了继之而起的否定者（既克服又保留）只能是改良运动。维新运动之代洋务运动而起，成为时代中心，正是历史运动的自身逻辑使然。而这时的革命派自身又为时代主流所吸引，不但与改良派分不清泾渭，就是对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仍有政治权位的洋务派头目也没有完全排除幻想。孙中山在1894年，章太炎在1898年还分别向李鸿章上书论政，想通过他在政治上有所兴革。革命派与改良派既有热爱祖国、要求改变现状的共同愿望，他们曾经寻求合作。就是到了1899年农历六月康有为已在加拿大成立了名声不好的保皇会，革命派也还是没有放弃同康、梁携手的活动。这种事实说明，在近代中国，革命一开头并不是改良的对立面，而是改良的合作者。
孙中山断发易服照
戊戌政变把改良运动从顶峰上推落下来，作为变法主持人的光绪帝被黜，作为变法策划人的康有为出亡，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一巴掌击倒了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这个结果同时显示了新与旧之间的力量对比，康有为曾以他的思想“力摄胜人”，但他没有与之相应的物质力量。所以，尽管康有为为中国社会选择了变法维新之路，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选择康有为。随之，改良运动退出了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在宗旨矛盾的自立军失败之后，特别是经过接踵而至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朝的腐败兜底暴露，国内的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声势日涨，逐步取代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中心。从历史发展的链条看，前为戊戌维新，后为辛亥革命，戊戌与辛亥是近代中国在前进道路上的两个交替的历史阶段。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的变化，反映了辛亥对戊戌既否定又发展的历史辩证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变革的道路上，如果说19世纪最后几年的时代象征是康有为，那么到了20世纪初年则进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时代。虽然，康有为生于1858年，孙中山生于1866年，他们近于同一辈人，但在社会政治思潮及其实践的急遽变嬗中，他们的脚步却是后浪推前浪，显示为两代人。
历史阶段的交推，并不是按照一定尺度的阶梯。在有的历史阶段的交推中，一种新的力量败阵下来，另一种新的力量在前者的败局下成长起来，接应上去；而前者在败退中寻求机会，经过新的组合，卷土重来，并与后者抗衡。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之由交替而并峙，就是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展示。20世纪初年，民族矛盾的强烈刺激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其中包括原来参加维新运动的如秦力山、杨笃生、章太炎等一批人也都投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了。时局的震荡，甚至连梁启超也有“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2)之想。这是一股潮流。继兴中会之后，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又相继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等，并造就了一群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这说明，以兴中会为契机的革命组织活动由海南跨向了长江。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集全国之英俊”，汇聚了新团体和新人物的精粹，形成了成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它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正式公之于世，并扩大武装起义和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标志着革命的成熟而有了胜利的希望。
华兴会会员黄兴（前左一）、宋教仁（前左四）、章士钊（后左一）等合影
此时的革命虽已成为时代主流，历史却并没有一边倒。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不仅以暴力摧残了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而且以其出人意表的结局极大地影响过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大而强的俄国何以会败于“蕞尔岛国”日本，胜败之由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特定的眼界和目力，许多人就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得出了一条道理，认为俄国之败于日本，不是俄国的兵力财力不如日本，而是日本为君主立宪国，俄国为君主专制国，俄国之败于日本是专制败于立宪，或者说是日本之打败俄国是立宪打败了专制。这个论证，对那时的上层人士既有借鉴又有切肤之感。张謇所说的“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意识。于是，在戊戌维新中曾经提出而被视为过激的立宪，此时却成了有极大魅力的字眼，皆以立宪为挽救清朝、振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就在俄国战败的1905年7月，洋务官僚张之洞、袁世凯、周馥及出使大臣孙宝琦等都出面而奏请立宪。在“百日维新”的变法高潮中，对立宪不置一词的清朝统治者，这时也把它看作救生圈，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以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次年8月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给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条件。尽管清廷所取的不过是立宪之名，但它的立宪姿态却使真心相信立宪有回天之术的立宪派从中看到了莫大的希望。作为一种反应，国内出现了一批由张謇等人组织的立宪团体，为中国的立宪事业摇旗呐喊。“云破月来花弄影”，奔营于海外的康有为也为之一振，宣布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蒋智由等则在日本设立“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打出立宪的旗号向国内策动，并宣布“绝无干犯（皇室——引者）尊严之心”(3)，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泯除前此的恩怨，原谅了西太后；满怀立宪理想的杨度，在日本创刊《中国新报》鼓吹立宪，旋即回国活动。这样，戊戌年间失败了的改良派又重新崛起，形成为朝野呼应、内外联络的立宪势力。
杨度
立宪派是与维新派、保皇派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改良势力。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争夺的着重点不一样，依次形成为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戊戌变法时为维新派，戊戌政变后为保皇派，日俄战争后为立宪派。这些变换的称号反映了各自的主旨，也略寓褒贬。但改良派一直是它们的总称。总称表示了它们的改良主义路线的一贯性，分称表示了它们各自的时间特征及对革命派的关系的变化：维新运动时的维新派在于除旧布新，挽救危亡，以消弭革命于方萌；保皇活动中的保皇派以保护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为宗旨，与革命派又联系又争夺；立宪运动中的立宪派则呼吁开国会，立宪法以挽救清朝的危亡，与革命派尖锐对立，互争成败。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在立宪运动中虽仍岸然自尊，但已渐失昔日的声光，而活跃于立宪运动中的却是戊戌时还不太露头角的张謇等人。可见改良派自身的血液也在经历着循环和代谢，并在立宪运动中发展了他们的势力。以他们为主体而连续出现的抵制美货运动、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显示了立宪派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声势。这种基础和声势说明改良还没有走完自己的历史路程。因此，在革命成为时代中心之后，立宪派又成为与革命派横向对峙的政治力量。
二、共和与立宪：两种模式的争夺
立宪派与革命派在20世纪初年主要表现为两种政治理想和分道扬镳的对抗形式，无非是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模式的争夺。
改良派与革命派在甲午战争后相继登场的初期，即以各自的斗争形式表现出了它们的不同面貌。但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互不干预，且以互为中国的前途履险而默认。直至因自立军的宗旨矛盾，兴中会的毕永年与唐才常激辩而去，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章太炎也割辫明志，开始表露出二者的“道不同，不相谋”。自此，它们在活动中的龃龉、文字上的辩难就层见叠现了。1903年12月，曾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谋求同改良派合作以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公开宣布：“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4)他的话表达了对改良派的失望，同时又明确地划分了革命和改良两个阵营的界线。章太炎在同一年发表的产生过很大影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则用更加尖刻的语言说明了二者的对立，从而揭开了革命与改良大论战的序幕。
汪精卫
1905年至1907年之间以《民报》和《新民丛报》各为一方的两派大论战，已远远超出了单篇文章和个别人物的范围，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之外，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其他报刊也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就是局外旁观的报刊对双方的论旨也不能不曲折地、隐晦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这固然体现论战的规模，同时也表明此时的革命派与改良派已由原来的互不干预走向了全面对峙，前此的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变而为在革新的道路上革命与改良的冲突。这场大论战所涉问题至广，其论旨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核心，波及与此相关联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要乎言之，论战主要围绕三个基本问题展开：一、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三、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在这三个问题上，革命既是那时的趋势，自然也就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在很多实际问题上改良派的议论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曾是章太炎“莫逆之交”的孙宝瑄说过：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5)
这段话出现于革命与改良大论战之前，但它所作的评论已经触及了论战中的若干问题。孙宝瑄是个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他的话公允地反映了革命与改良在中国变革的道路上的地位和价值。革命派和改良派用激烈的论战来证明自身的合理和进步。但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意识来说，这种论战又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互补，二者都在近代思想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大论战本身虽然没有结论，但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两种反抗形式——武装起义和请愿斗争之间的分途较量必然要决出分晓。
钦、廉、上思起义军事指挥黄兴
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在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后，由间歇而频繁，由小试而大干。几年间，革命势力大大地激荡起来。与此同时，立宪派由少数人的局部的立宪活动，至1910年末发展为数十万人一再签名的全国性大请愿。他们满想通过清朝政府实现他们的立宪主张，“俾希望立宪之人心迎机而大畅，鼓吹革命之患气不遏而自熸”(6)，避免革命的流血破坏。一个旨在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一个力争改造清朝，使之走上君主立宪的轨道。双方各自对着同一个对象——清朝开展斗争。过去说的“逐鹿中原”，是指同一形态的起义英雄们的武装角逐，清末则是资产阶级内部两种政治势力采取不同方式的角逐。这是随社会形态发生变化而来的阶级结构和斗争方式的变化，不仅对封建时代的角逐是一个进步，即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反封建斗争比，也是一种进步。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角逐中各自的力量都在增长。增长的社会因素，固然有不少原来的改良派分子投向革命，但也有许多从旧营垒中游离出来的分子还不能一步跨进革命的门槛，只能成为立宪派的补充力量。由于革命派与会党、新军的结纳日多，而千波万澜的群众自发性斗争也有利于革命派的武装起义，革命的声势已大于立宪，它代表了时代的大方向。但立宪派在晚清社会政治格局中能够成为站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作为一个颇有声势的社会群体而存在本身，说明了他们仍有其依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他们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比照革命派，立宪派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也有优势。在经济领域，立宪派直接从事工商业的人不少，与工商界有较广泛的联系；革命派直接从事工商业的人却罕见，与工商界联系不密切。所以，与工商界利益攸关的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多为立宪派发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立宪派基于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要求，敢与帝国主义进行挽回利权的斗争，却害怕革命带来破坏，他们更要坚持立宪以抵制革命。在文化领域，在那时的学堂、报刊、著译等资产阶级新文化事业中，革命派固然已很活跃，但立宪派和倾向立宪的人数却要大得多。如从戊戌时期创办起来的作为新文化教育事业重镇的京师大学堂和商务印书馆，大抵仍以立宪人士为核心。如梁启超的论著，严复的译书，尽管他们的影响已大大地超越了立宪的政治界线，然而梁、严的立论毕竟是为立宪说法的。由于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在1900年至1911年间，武装起义和群众斗争虽已如火如荼，但立宪思想在知识群及其他领域仍很流行，为许多人所接受。这里且以1911年2月23日黄尊三的一段记述为例：
晚，（熊）芷斋来谈，多为人处世之言。余询其对国事之主张，则不能明白答复，只云立宪即足救亡。余谓立宪不过一种制度，制度之运用在人，今之政府，能运用立宪之制度乎，吾殊未之敢言。况立宪之空名，政府亦未敢轻与。以余拙见，简直说非革命不可。熊君听余言革命二字，勃然变色曰，宋遯初素称革命巨子，今日尚不言革命，汝辈何幼稚乃尔，可谓不知时务。余曰，宋之言革命与否，非余所敢知，不能以宋某个人不言革命，使天下人均不言革命，足下未免太迷信遯初，而轻视天下人。况遯初未必真真不言革命也。足下盖中立宪党之毒而于国情为昧昧也。熊君闻余言愤甚，欲继与余辩，下女报客来，而余二人之谈判遂中止。(7)
黄尊三、熊芷斋当时同在日本留学。20世纪初期的留学生是中国政坛的晴雨表。过去相关辛亥革命著作大都强调了留日学生的革命化，其实那十年前后留学日本的两三万人中，持熊芷斋这种态度、坚主立宪的人比比皆是。前此，胡汉民所说“其学业将成而自命前辈者，辄畏言革命，且信仰至日本维新立宪而止”(8)，就是指的熊芷斋这类留日学生。
清廷颁布成立内阁上谕，称年限不再更张
20世纪初年，革命与改良之由纵向的递嬗变为横向的对峙，除了上述所说的情况外，还有外来和内在两个原因。
就外来因素而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都不外采取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两种基本政治模式。对于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两者都是现成的榜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各自择取一种榜样以打倒另一种榜样。康有为曾经作过统计，得出了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多的比数，借以阐发他的主张。但因为两者的成功都已被过去的实践所证明，所以就理论论争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打倒另一种。这种情况又决定了两者都能用自己的逻辑来说服一部分爱国的中国人。那时来自西方的外部条件有极大发言权，日俄战争的胜败既是那样令人信服，何况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在西方是同一社会形态里两种并存的政治模式，改良派也就更有理由与革命派争夺，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然而，中国究竟应采用哪种模式，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而是由特定的时代、国情、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决定的。厚此薄彼，以一方否定另一方，是缺乏历史依据的。但在新兴资产阶级前进的历史上，采用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对封建势力的打击程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民主共和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大于君主立宪。在那时的中国，不把皇帝拉下马，历史就不能前进。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矛盾和曲折。
就内在关系来说，在当时中国，封建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而帝制又是这种制度最直接的体现者。革命派以铲除帝制为己任，固然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革命之具有主导意义，其理由正在于此。但是，把实现立宪政治作为革故鼎新的最高目标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同于没落阶级的失败，而是新旧势力的悬殊、新的暂时不能克服旧的而遭致失败。戊戌后，立宪仍是一个为人们憧憬的新图案。而且，在戊戌时光绪皇帝曾经支持过维新变法，并在变法失败后饱经折磨，与改良派同历劫难。所以，在不少中国人心目中的光绪是主持新政而有立宪希望的“皇”，是维新变法的象征，他们深信老耄的慈禧总赛不过年富的光绪。难怪康有为挥舞着“衣带诏”在海外华侨中有很大市场，在国内也仍然有影响。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保守的形式具有了进步的内容。当革命派把握了正确的方向，以破竹之势行进的时候，改良派却把根须扎进了现实的社会变动之中，以捕捉时机，实现立宪的政治理想。两者展开竞赛，但两者都不是倒行逆施。须知立宪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全无可能的，即便是到了1905年之后，也还存在着立宪的微弱前景，还有一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从旧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其一，日俄战争之后，公使孙宝琦和总督周馥、张之洞、岑春煊、袁世凯在统治集团内部先后吁请“变更政体”、推行立宪，主张内而依顺舆情，外而跟上时代潮流，这种事实说明了洋务派向改良派的大步接近。尽管他们各有用意，但这种时局逼迫下的变化毕竟能够容纳比洋务运动更大的改革。其二，立宪派于1910年1月、6月、10月相继举行的“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曾遍及了16个省，牵动过数十万人，光是参与签名者，就达20万人。它显示了拥护立宪的社会基础。其三，在20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中，国内出现了一批改良派的后劲人物，其中尤以张謇最为著名。他没有康有为那么多理论，但他比康有为更富于策略；作为众多实际运动的领袖，他的才干又高于康有为。他以状元的身份而毅然辞官南归，创办实业，体现了由一个中世纪的儒生到近代中国人的转变。(9)但他并不能从封建的束缚中完全脱颖而出，仍只能把戊戌提出来的立宪作为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并把各项新政集中到立宪这个总目标上来。就这一点来说，立宪运动是戊戌维新的继续和发展，而康有为是立宪的前驱，张謇则是立宪的后劲。前驱和后劲既体现了改良派自身的代谢，又表现为立宪的社会接力。以上三者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安排。“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它们为立宪派的目标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条件。然而，可能实现的东西最终并没有实现，革命以先声夺人之势推翻了帝制。造成这一结果除了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势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契机：
（一）立宪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变革，立宪派要求限制君权，推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要的是真立宪，因而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早该淘汰的清王朝的一种挽救。只有变革王朝才能挽救王朝，二者是统一的。新政的实施说明了清王朝已有自我挽救的意识，但慈禧太后只取立宪之名又说明它并没有相应的变革意识。立宪派一再警告清政府：“国运非收拾人心，无可挽回；人心非实行宪法，无可收拾”。并“以假立宪者真革命之说儆之”(10)。但种种迹象表明，“自先帝（指光绪——引者）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11)。当时人曾说：“今日之政府，所谓以振作为敷衍者也。昔有再醮之妇，嫁续娶之夫，人赠以一联云：又是一番新气象，依然两件旧东西。可以为今日政府写照。”(12)虽然形容太过刻薄，但意思是很传神的。老耄昏聩的西太后和继起的少年贵胄载沣均非百日维新中的光绪之可比。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清王朝却没有一个认识这种条件的人。他们用假改革来欺骗历史，而欺骗历史是不可能不受历史惩罚的。1911年年初外国人已经看到：“中华帝国正在没落，其四肢已经烂掉。”(13)显示了局外旁观者的敏锐与清醒。
载沣与溥仪
（二）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变革前夕，“政府之专己自逞，违拂民心，摧抑士论……于是人民希望之路绝，激烈之说得而乘之，而人人离畔矣”(14)。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民变如千波万澜，起伏于南北各地。他们用自发的形式反映了20世纪头十年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民变以动乱的形式为革命创造了社会环境。历史矛盾运动常常互为因果，这些民变大都是清王朝为筹集新政费用摊派捐税而引起的。新政以自我挽救为动机，但当新政成为人民群众头上沉重的经济压力时，它又变成了加速王朝覆灭的催命符。在革命和改良的对峙中，下层群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了抉择。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抉择。但它一经出现，就会改变历史已有的安排。
三、不同一性中的同一性
立宪派与革命派是一对矛盾，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对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一对矛盾，是在反帝反封建要求下产生的一对矛盾，二者的并峙表现了它们的不同一性，也有对抗性，但这种矛盾反映的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在改革方式和道路上的分歧，对立着的双方都在为沉沦中的中国寻求新的出路，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近代化的制度、国家和社会，因而又具有同一性。复杂的社会环境及历史条件决定了革命与改良在互相对立中又互相联结，在不同一性中具有同一性。
革命派和改良派是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股新的政治势力，它们的主张和要求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要求。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南北间的差异，资本主义首先是从南方兴起并长期占优势，这与西方势力首先进入这个地区有关。1893年有人写信给张之洞说：“方今机器之利，粤人知其益者，十之八九；两江闽浙，十之二三；河洛以北，百不得一。名卿巨公，以为是者半，以为非者亦半。”(15)这些话大体反映了当时南北间对认识和接受西方事物的差距。所以，近代的新兴力量大多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南方或以南方为主。倡导改良与革命的首要人物都出自南方。同盟会在1905至1906年有统计的会员为976人，其中广东170人，湖南158人，四川130人，湖北125人，余为其他各省。江、浙、皖人数不著者，因三省主要为光复会活动地区。光复会不像兴中会、华兴会的人几乎全体加入同盟会，而只有少数人陆续加入。从改良思潮的酝酿到改良派的形成固然起于南方，即便是后来的立宪运动也以南方为基地。如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均是。两派的组织及其活动地区说明了它们的社会基础的同一性。尽管我们通常区分它们一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一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这是就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说的。若就其经济关系而言，立宪派同工商业的关系还多于革命派，对提倡实业有更大的兴趣。
孙中山与同志在东京合影
革命派与改良派同时以“救亡图存”为自己出世后的第一声呐喊，爱国是二者共同的历史起点，反帝是他们共同的旗帜。康有为为“救亡图存”而谋求政治上的改良，孙中山也因列强的“虎视鹰瞵”而指出革命旨趣，由爱国走向革命。其后，革命派固然是高举爱国革命的旗帜，立宪派又何尝不以民族安危为念！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一方害怕革命引起列强干涉而召瓜分之祸，一方则以革命在于谋国家之独立可以避免列强干涉为辞，二者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都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坚决的反抗宗旨，同样表现出双方固有的软弱性，但都想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中国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收回路矿权利的一系列斗争中，大抵为立宪派发动或立宪派与革命派相率投入斗争。如山西省立宪派首领梁善济先是与革命党人解荣辂联名上书清廷外务部，要求收回盂县等地矿权；继而他又与革命党人一道解除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的合同。1911年6月上海成立“中国国民总会”时，同盟会会员与立宪派人士分别担任了正副会长，该会受同盟会的指导，是以反抗列强侵华相号召而广泛吸收各阶层参加的爱国团体。保路运动中，湖南、湖北、广东三省都是大批立宪人士发动而有革命党人参加的爱国斗争；四川立宪党人发展为保路同志会武装抗清，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不可否认，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常处于对立的地位，但又应该看到，在爱国反帝的要求上，立宪派与革命派更有相互配合、共同斗争的友情。这种友情不仅表现为上述挽回利权的许多事例，而且深藏于荣辱与共的民族情感中，无论革命还是立宪，其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清朝卖国，都具有极大的同一性。
《国际公法大纲》
革命与改良两派都取法于西方，向西方学习。作为革新中国与打击旧学的思想武器，最初取自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说、进化论和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归纳方法等，是由改良派与革命派相率译解的。对这些学说的理解和运用，一方得之为渐进量变，为君主立宪；一方得之为跃进质变，为民主共和。这种异趋，是由外来变为内在的社会机制和两派各自的政治倾向造成的。我们固然应看到这种异趋，但两派毕竟是同取一瓢水，目的在于冲击中国的旧学，导中国于革新之路。即使在两派激烈论战的立宪运动期间，《新民丛报》也没有丧失对旧营垒的冲击作用，论战可以说是双方对旧营垒从来所没有过的剖析。所有这些学说的译解，除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书刊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译述，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睡眼方开的士人还是思想启蒙，不一定先存在政治的泾渭，如进化论、实验科学的方法主要引导他们突破旧的樊篱去观察和分析历史与现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华盛顿、林肯、彼得大帝以及明治维新崇拜的英雄形象，成为两派人汲取思想和战斗激情的共同来源。民族的、时代的追求，在近代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意义，它们常常超越政治分野的广度而驰骋于人们心中。
革命与改良两派都把中国的去路寄托于实现资本主义，因此反封建同是二者的奋斗目标。改良派一开始就是向封建挑战的，想以渐进的方式使资本主义体制取代封建主义体制。戊戌维新运动对封建顽固派势力曾经斗了一场。立宪运动同革命对峙虽削弱了反封建的作用，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其矛头是指向封建的。革命派标举民主共和，进行暴力革命，与改良派比较，是全面而一贯地反封建的。在反封建这个大目标上，立宪派与革命派有较大的差距。立宪派之所以与革命派对峙，主要是如何对待代表封建统治的清朝。本来君主立宪制的君主、民主共和制的总统，只是两种模式的国家的元首，尽管在其开始对打击封建的程度不无差异。然而在中国历两千年的君主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把皇帝拉下马，对封建政治势力就会是极大的保留。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16)辛亥革命时中国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废除君主，那是非常不现实的。就这点而言，革命派具有更彻底的反封建程度，而改良派在反封建的同时又带有某种保留。话又得说回来，君主立宪毕竟是资本主义体制，不属于封建主义体制，立宪派对封建诚然有较大的妥协性，然而基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毕竟又是反封建的，这是它与革命派具有同一性的基点。
在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一切对立的事物，都在不同一性中寓同一性，没有不具同一性的对立面。立宪派之与革命派，除了上述在社会基础、政治背景、理论指导和反封建这个总目标上都有若干联结外，事实上，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不仅改良派的斗争有全局性影响，是时代的呼声，而且两派在爱国革新的要求下，都为中国的处境而冒险犯难，彼此不无惺惺惜惺惺之意。他们曾经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等地寻求合作，兴中会的参与自立军起义，就是这种合作的明显标志。武昌起义，革命派以武装推翻清朝对立宪派的长期论争给出了答案，建立了中华民国。至此，立宪派也是一片共和呼声，群起而组织共和党。不管叫投机也好，叫转变也好，革命派接纳了他们，他们表示趋从革命，可以说是前度的合作在新的情况下的再现，也是潜在的同一变为表面化的同一。当革命党人以为“破坏告终，建设伊始”的时刻已经到来，倡议发展实业，以厚民生，立宪党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积极响应，组织协会，筹建企业。凡此种种，表现了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想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隆裕太后与侍从太监合影
在清末，革命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三角关系中，革命派一面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战争，一面又要从政治路线上同立宪派作斗争；反过来，立宪派一面要花很大的气力对付革命派，另一面为了实现立宪的政治目标，仍要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争夺；同样，清朝政府也是在同两面的格斗中挣扎。其中，革命派与清王朝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立宪派与清王朝、与革命派则各有其互相对峙和互相联结的一面，其对峙和联结又是互为进退的。立宪派对清王朝的立宪失望时，同革命派的联结就增长，并现其同一性。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对峙，也不同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不同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峙，它们是在资产阶级这个统一体中为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而产生的分歧，其间具有较大的同一性；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如何对待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比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也具有更实际的内容。革命与改良两派的对峙与联结，同一性与不同一性，决定了它们各自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中的历史地位。
【注释】
(1)《列宁选集》，3版，第1卷，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115页。
(4)《孙中山全集》，第1卷，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422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10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7)黄尊三：《三十年日记》留学，316页，长沙，湖南印书馆，1933。
(8)《胡汉民自传》，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
(9)参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传记，68页。
(10)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40页，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1。
(1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547页。
(13)[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683页。
(14)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18页。
(1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一），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15～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