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转型期。一方面，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以几度余波显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落幕；另一方面，发端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又直接启导和衔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由此产生的不同历史现象的交叉，开始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最后三十年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曾以自己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表达了自己的选择。“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这种“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就是历史的选择，它体现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必然性。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涌来和中国人的选择
“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曾经身历其间的瞿秋白事后叙写自己的感受说：
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2)
瞿秋白
即使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也不难窥见当日社会主义潮流掀动人心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主义名号之下统括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主义与主义之间相去往往很远。但对于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义。每一种主义的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治世病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被民主和科学所唤起的成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在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
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地影响了“五四”前后涌出的一代出类拔萃之辈。这一事实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其一，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大同之说久存于典籍之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
在19世纪，这种东西明显地影响过小农构筑起来的太平天国，因此，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并不等于近代社会主义，但它画出了一种没有争斗、互爱互助的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五四”前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们猛烈反对旧文化，但他们本身又多半是从旧文化中挣脱出来的人物。因此，大同理想本是熟知之物。1919年2月，李大钊在写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个月之后，曾大声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功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4)他以改造农村立论，但却非常明显地透露出古代大同境界留下的历史回声。正是这种境界，使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面对着社会主义思潮因似曾相识而心向往之。邵力子在批评张东荪的一篇文章里就说过：“‘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5)当然，同近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相比，原始大同理想又是空泛的。但正是这种空泛又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各派社会主义都可以与大同理想相衔接而在中国人当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刘仁静后来回忆：“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6)“合乎自己的胃口”说明了选择的主观性，其中无疑包含着由古老的大同思想所引出的仁者见仁和智者见智。
其二，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准备了现实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又造成“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象秋风扫落叶一般”，“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人们因之而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7)在西方，这种认识曾促生了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种认识则引来了近代社会主义。20世纪初年努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人物，就已经表现出追求资本主义，同时又向往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矛盾。孙中山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8)这种矛盾因中国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加深。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苦痛而加切。于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便成为忧国之士高谈阔论的一个题目。
孙中山
时光迁移，潮来潮去。“五四”前后搬入中国的种种社会主义学理虽曾一度汇成涌流之潮，极其明显地影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但在短短几年之后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风雨之中扎根于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另一页。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9)他以文学语言描绘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十月革命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反映了历史的造就，又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比较和选择的结果。
施存统
在这个过程里，一方面是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以及失败后的反省。1919年底成立于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在那个时候的知识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团聚于其中的人们，有志于“平和的经济革命”，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他们的工读实践曾经激起过许多热血青年的希望和憧憬，但从第二年秋天开始，这种和平改造社会的试验就在内外交困中一步一步溃散了：“团体发展一步，经济紧急一步；团体存在一天，经济困难一天。由经济紧急而经济困难，由经济困难而经济穷绝，以至于团体不得不解散。”(10)这个结局会带来幻灭的痛苦，然而认识的深化往往也开始于此。从工读互助团里走出来的施存统在饱尝苦辛之后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而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11)另一方面，是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吴玉章说，那个时候读到约翰·里德写的《震动环球的十日》，“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2)他接触过各种社会主义，而在俄国胜利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引导抉择的评判。当时《广东新中华报》的一篇文章说得更直白：“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13)已被证实的东西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事实。拥有事实的理论一定是能够征服人心的理论。因此，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非常自然地成为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介。成批从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出发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正是通过这一中介而最终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足迹，显示了一代人在探索中走过的道路。
吴玉章
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后仿效苏俄，表现了每个时期先进中国人的选择。但三者又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环节，因此，这又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二、历史的矛盾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辛亥革命所设计和构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映了七十年社会经济变化中蕴积起来的富国强兵、大倡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这种要求代表了历史嬗递过程中的一个应有阶段。因此，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它又合理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1916年12月，陈独秀有感于时事，愤慨地说：
呜呼！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矣；不图袁世凯二世，又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且强拽之逆向后行。国人将何以处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吾护国军人，吾青年志士，勿苟安，勿随俗，其急以血刃铲除此方死未死、余毒未尽之袁世凯一世，方生未死、逆焰方张之袁世凯二世，导吾可怜之同胞出黑暗而入光明！(14)
然而，曾不二年，这一要求还没有实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已经引来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国人由此而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历史阶段实现之前，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到中国，一开始就否定了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我党纲领如下：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15)这是一个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它取法于十月革命，却超越了中国革命。
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矛盾。它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已经初见端倪。1920年10月，陈独秀说：
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底原因：一是西欧的代议制度来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们社会主义的思想刚与共和同时发生，当时都还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数幸福。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16)
中共一大会议旧址
与他四年前呼喊铲除袁世凯一世、二世，倾慕“欧美文明进化”的言论相比，这些话已纯然表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急迫。当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为一体的时候，急迫性曾是具有感染力的情绪。因此，它继而表现为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讨论中的一个派别；表现为共产党内部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以超前愿望规划的改造中国的行动，没有一次不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面前碰壁。这种碰壁不止一次地使艰难积聚的革命力量在失败中折损。
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制了主观愿望。这个矛盾，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是，在这种选择和限制的统一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论。这一思想和理论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接续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未竟的事业，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表现了新旧革命的嬗递。同时，它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策略。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解决。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社会主义前途，承认了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同时又压抑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面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一面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沿着这条道路，中国人在千辛万苦之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但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一个产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时代。由民主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曾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然而这种优点又伴随着相应的弱点：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它所面对的是没有经受过资本主义大规模冲击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片汪洋大海里深藏着和复制着几千年传统留下的影响。优点和弱点，两者都反映了三十年新陈代谢的历史结果。
王明
三、曲折的历史轨迹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悲壮歌声之中。它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继续了辛亥革命没有做完的事业。但辛亥革命是中等阶级的革命，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国民”一词义近“公民”，包罗了同封建势力对立的全体老百姓，其内涵和外延都超过了中等阶级。因此，从中等阶级革命到国民革命，又体现了历史在继续中的发展。
北伐战争誓师大会
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这个过程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然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又各有自己的选择。两者的不可调和终于导致了两者的分裂和对抗，于是而有“四·一二”到“七·一五”的屠杀。结果，因北伐的军事胜利而首先得利的并不是革命本身，却是叛卖了革命的蒋介石。这种包含着成功的失败，同辛亥革命的结局非常相似。人们常常把这一点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蒋介石的假革命。其实，个别人物的活动提供的是一种表象。在表象的背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制约着历史。1927年春季，与武汉政府东西对峙的蒋介石和上海商业联合会中富有财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结成了一种政治经济联盟。3月底，商联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援。据《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了上海‘立即恢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蒋许下的‘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4月初，“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17)。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见党国危机四伏”，集会“检举共党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实行篡窃国民党颠覆国民政府之阴谋”(18)。这些人所熟知的史实透露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信息：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蒋介石无疑代表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但是，当江浙财团拥护蒋介石的时候，他同时又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当蔡元培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赞成“清党”的时候，他又得到了民主派的支持。在三民主义旗帜下进入革命的人们把蒋介石当成了三民主义的代表。于是，随着南京政府的成立，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竟成了当时中国的强有力者。
蒋介石
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失去了城市。在退出城市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又得到了农村。这种得与失，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显然志在城市；即使是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也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中举起暴动旗帜的。执著于城市，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只有一个榜样，这就是已经成功的俄国革命，而俄国革命正是从城市开始，并在城市首先胜利的。然而仿效俄国人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于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革命者，在经历了1927年的失败之后，于第二年春天汇聚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开始了革命在农村的发展。
同城市相比，农村是落后的。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却历史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之路。这条道路最初虽然表现为失败后的退却，然而它包含着国情对于革命的制约，因此，它最终又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毛泽东是第一个代表这种自觉选择的人。他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中最早阐发了国情与革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和个别、普遍与具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地方农业经济并存。这种经济不平衡造成军阀割据的政治不平衡。由于经济不平衡，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可以提供武装割据的物质基础；由于政治不平衡，处于统治阶级矛盾间隙的农村可以成为革命首先胜利的地方。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提供了武装的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因此，从城市向农村的退却又是一种历史的进军。在这种进军的过程里，以土地革命为内容结成了工农的武装联盟。由此，民主革命获得了农民阶级前所未有的自觉支持。正是这种支持，使革命在十年内战中屡仆屡起，濒绝而又复生。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新式的农民战争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由于农民参加了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又比辛亥革命具有更强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万里长征的艰难曲折和最后胜利，既显示了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圣洁的理想主义，又显示了中国农民在苦难中从容转辗的天性和精神。在陈独秀和王明跌倒的地方，毛泽东站了起来。
毛泽东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逐步上升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华民族在危机面前作出选择。共产党人肩负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面对着亡国灭种之境的时候，民族革命便成为一种主要矛盾。于是而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行动。1937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寇进攻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次日，复致电国民政府，愿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日本帝国主义进入华北和东南的结果直接危及了四大家族的财产和统治；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间接影响了他的向背；而中国人民抗日的怒吼又造成了难以抗拒的强大压力。于是而有1937年8月14日的国民政府的《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19)比之“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这当然是民族矛盾逼迫下的一种大幅度转变。由此，经历了十年国内战争的厮杀之后，国共两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外御其侮而停止兄弟阋于墙，曾是一种由历史和文化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1937年以后长期居留于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傅吾康，曾在他后来的一部著作中这样描述过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历史：
抗日战争开始时，一种抵抗敌人到底的民族感和决心的浪潮弥漫了全中国。统一战线的口号首先克服了一切中国国内的纠纷。国民党政府监狱中所有的因共产主义或左派活动而被拘禁的人都释放了，其他逃亡到国外的人也回国为民族事业而听从分配。抗日战争被认为是1927年中断的革命战争的复活。甚至蒋介石也照孙逸仙的意思谈论战争对民族革命的重要性。因此，中国人对进犯的敌人所作的抵抗超出日本人最初的一切预料。(20)
虽说他所叙述的部分内容不免带有局外旁观者的粗疏，但他毕竟真实地写出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民族矛盾的上升激使民族心理高涨。因此，不同的政派作出了共同的选择。这种共同的选择引来了八年全民族抗战的时代。然而八年的岁月又是坎坷的。因民族矛盾而第二次合作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并没有因民族矛盾而化解彼此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双方都在民族战争的旗帜下固守着自己的阶级立场。因此，在抗击日寇的同时，又常常发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磨擦和反磨擦。民族矛盾限制了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又顽固地起伏于抗战中的中国。
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共产党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变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国民党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胜利。前一种主张见之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种主张见之于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个同一年召开的代表大会预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在这场决战中美国选择了国民党，但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人民的选择总是体现了历史的选择。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后来说：中华民国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作为一种对比，白皮书又承认：“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21)白皮书的作者并不喜欢这种对比，但他又不得不记录这种对比。
重庆谈判时期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蒋介石曾自命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然而真正继承并完成了孙中山事业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之后，毛泽东饱含激情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的话富有历史感地把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看成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事业在北伐战争中得到了延伸，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山重水复之后峰回路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许多同人谋相联系的偶然性，而偶然性的背后则是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经历了110年的屈辱和多难之后，中华民族终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起来了。
【注释】
(1)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7页。
(2)瞿秋白：《饿乡纪程》，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4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3)《礼记·礼运篇》。
(4)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文集》，上册，651～652页。
(5)转引自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
(6)刘仁静：《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见《一大前后》（二），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十三）·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见《五四运动文选》，457页。
(8)《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见《孙中山选集》，上卷，88、93页。
(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1页。
(10)《呜呼工读互助团解散宣言》，载《时事新报》，1921-02-03。
(11)《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05-01。
(12)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3)杨匏安：《马克斯主义》，载《广东新中华报》，1919-12-04。
(14)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59～1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15)《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见《一大前后》（一），9页。
(16)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33页。
(17)[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18)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43、4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9)《申报》，1937-08-15。
(20)傅吾康：《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1851—1949》，254页，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1)[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259、26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后 记
这是一部精心构思、反复推敲、凝结着陈旭麓先生大量心血的学术著作。
陈旭麓先生很早便着手构建本书体系。自1978年开始，他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为题，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授课。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朝思夕虑，琢之磨之，尽力使自己的学术体系臻于完善。根据授课记录，曾整理过一个二十余万字的讲稿。先生对此讲稿字斟句酌，细加厘订，确定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作大纲。
在授课同时，陈先生陆续将思虑所得，形成论文，予以发表，既是为了及时捕捉住思想火花，也是为了投石问路，让社会检验自己的成果。这些论文主要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论“中体西用”》、《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和《关于近代史线索的思考》。这些论文阐发了许多深邃的见解，体现了独特的思辨风格，是先生在撰写本书过程中的副产品。
陈先生关于近代社会的独到见解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陈旭麓”的名字与“新陈代谢”密切相连。各地学界朋友、众多学生都亟盼先生尽快将此专著推出，先生也几次想集中时间，了此心愿，但是几次都旋作旋辍：或因人情难却，代人阅稿；或因杂事缠身，无法专致。1988年，他下定决心，打算在参加“纪念戊戌变法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后，找一地方，杜门谢客，将书稿杀青。不料天不佑人，先生竟于这年12月1日遽归道山。书未成，人先去，对于先生是终天之恨，对于本书则留下了无可弥补的缺憾。
陈旭麓先生去世以后，作为学生，我们承担了整理先生遗著的任务。对于这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我们的整理原则是：以忠实于先生原意为第一要义，以先生手定的写作大纲为基础，参照先生前两次授课记录和有关论文，充实、核对史料，条理文字；同时，根据出版要求做一些技术性工作。
本书具体整理工作主要由杨国强、周武执行。他俩都是陈旭麓先生晚年的研究生，完整地听过先生讲授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课程，颇得先生赏识。先生逝世以后，他们肩负众托，不辞辛劳，不避寒暑，探赜索隐，沿波讨源，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先生这部学术专著整理完毕。
对于本书的整理、出版，陈先生许多生前好友、学生都相当关心，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陈先生的子女自始至终全面地协助了这项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多年来一直热情支持本书的撰写、出版。对此，作为陈先生的学生，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旭麓先生部分在沪学生
199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