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
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
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
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
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
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
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
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
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
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
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
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
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这时，中国的政治
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
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
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
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
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
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
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
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
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
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
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
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
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
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
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
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
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
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
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
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
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
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
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
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
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
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
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
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
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
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
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
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
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
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
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
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
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
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
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
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
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①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
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
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
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
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
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
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①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
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
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
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
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
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
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
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②生怕把苏联牵进到
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
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
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
“战略决定２０５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７日。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５１、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１８６页。518
由毛主席写。”①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
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
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
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
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
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
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
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
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
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
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
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
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
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
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
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
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
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
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
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
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
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
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
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
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
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
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
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
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
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
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
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
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
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
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
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
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
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
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
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
‘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
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
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
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
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
‘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
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
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
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
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
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
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
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
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
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
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
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
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
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
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
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
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
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
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
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
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
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
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
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
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
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
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
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
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①政治路线
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
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①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
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
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
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
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
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
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
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
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
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９０５十八、总结历史经验①
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
６７、６８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版，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525
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
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
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
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
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
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①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
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
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
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
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
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
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①《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
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
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
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
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
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
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
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
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
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
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
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
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
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
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①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
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
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
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
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
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
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
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
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
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
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
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
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
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
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
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
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
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
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②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
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３１５十八、总结历史经验①
②《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版，第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２８２—２９７页。
529
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
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
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
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
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
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
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
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
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
因而起作用。”《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
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
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
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
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
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
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
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
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
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
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
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
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
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
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
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
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
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
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
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
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
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
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
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
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
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
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
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
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
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
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
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
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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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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