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
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
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
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
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
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
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
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
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
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
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
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
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
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
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
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
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
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
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
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
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
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
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
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
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
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
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
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①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
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
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
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
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
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
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
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
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
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
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
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
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
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
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
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①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
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②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
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
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
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
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
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
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
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
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
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①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
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
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
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
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
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②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
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６６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２日。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
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９日。
150
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
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
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
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
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
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①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
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②。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
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
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
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
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７６６二
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版，第２１０页。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４日。151
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
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①等问题。稍后又电告
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
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②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
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
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③陈毅、
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
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
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
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
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
动。”⑤８６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版，第２１０页。
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
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１５日。毛泽东致项英电，１９４０年４月３日。
152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
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一切敌后地区和
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
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
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
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
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
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
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
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
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
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①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
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
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
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
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
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
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
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②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
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
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
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
０７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版，第３０５页。《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７５３、７５５、７５６页。
154
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
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
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
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
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
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
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
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①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
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
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
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
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
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
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
抗战。”①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
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
“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
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
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
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
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
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
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②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
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
——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
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２７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０年７月６日。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７５９、７６１页。
156
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
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
涨，例如苏北。”①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
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
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
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
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②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
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
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
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
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
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
返回延安。
３７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１７１页。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１９４０年７
月１３日。
157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
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
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
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
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
区。”①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
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
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
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
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
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
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
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
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
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
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
八路军不能坐视”。①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
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
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
“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②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
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
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③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
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
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５７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
①
②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２８１页。《刘少奇选
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２８１页。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３日。159
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
响。”①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
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
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
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②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
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
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
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
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③毛泽东指出：“如何有
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④６７６毛泽东
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致周恩来、
叶剑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版，第１７０页。160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
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
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
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
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①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
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
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
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
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
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②对举国瞩目
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
东对处理这个７７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161
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
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①；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
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
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②由于考虑
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
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
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
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
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
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
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③十一月二日，
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８７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
③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
１日。
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
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162
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①十
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
名义通电答复何、白”②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③的情
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
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
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
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
复得太早。”④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
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
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⑤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
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
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９７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
③
④
⑤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日。
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日。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０
年１１月２日。163
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
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①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
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
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
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
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
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
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
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
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
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
粮，道s*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
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
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
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
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然
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
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
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
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
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
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
道：“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
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
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
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
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
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①“佳电”发出后，在
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②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
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③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
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
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④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
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
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
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
２８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Ｉ１月２４日。
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９日。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７８３页。朱德、彭德怀、
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９日。
166
险已被制止”①，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②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
蒋介石的进攻”。③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
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
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④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
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
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
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
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
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⑤３８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
③
④
⑤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
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
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１９４０年
１２月２３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９
日。
167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
提出尖锐的批评：“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
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
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
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
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
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
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
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
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①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
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
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
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
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
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
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
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
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
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
交涉”①；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
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②十日，毛
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
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
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③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
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５８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
③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１日。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１月９日。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
报，１９４０年１月９日。169
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
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
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
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①。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
“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②中央指出，如
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
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
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
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
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
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
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
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６８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４日。170
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①一
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
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
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②一月二十日，中共中
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
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
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
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
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
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
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７８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毛泽东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５日。
171
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
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
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
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
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
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
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
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
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
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
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
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
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
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
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①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
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①，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
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
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
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
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②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
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
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
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
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
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③毛泽东判断：“他
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９８６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①
②
③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
情报》上加写的批语，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
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
173
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
利。”①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
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
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
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
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
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
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
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
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
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
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
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
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
关，就好办了。”①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
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
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
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
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
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
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
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
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
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
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
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
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②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
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①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
讲话是“一种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②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
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
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
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
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
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
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③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
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
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２９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
４９）
①
②
③《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７７８—７７９页。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２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
六次会议上的演讲，１９４１年３月６日。
176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
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
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
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
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
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
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
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
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
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
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
“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
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
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
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
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
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
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
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①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
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
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
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
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
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
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
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
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
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
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
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
的意义。”①